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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朱瞻基是个好同志（第5页）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在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

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

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

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

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

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

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仗义执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扬扬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书万言，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参考消息

蛐蛐界的大腕

斗蛐蛐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不过，真正将这项活动发扬光大的，却要首推唐玄宗，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重量级的蛐蛐发烧友。

宋代，大奸臣贾似道写了一本专著《促织经》，将斗蛐蛐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也因此被称为“蟋蟀宰相”

。

到了明代，朱瞻基最喜欢玩斗蛐蛐，曾密诏苏州知府进献一千只蛐蛐，于是当时流行一句话：“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

他的事迹被蒲松龄改编成《促织》一文，还被收录到中学课本中。

此后，喜欢斗蛐蛐的名人还有慈禧，她的出现弥补了女性在蛐蛐界没有大腕的历史。

朱瞻基的改革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

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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