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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3页）

是高傲的灵魂。

他的肉体可以被杀死，而他的精神、意志、人格是不会屈服的，其实这正是儒家的真精神。

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礼记》上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也”

。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所以嵇康表面是道家的信徒，其实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信奉者。

而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倒是真正糟蹋儒家精神的。

这一点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早就说过了。

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

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鲁迅说得太好了，嵇康这样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是老老实实地视礼教为真理，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权术，太迂腐，太执着。

在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看来，嵇康的“迂执”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是当官，当曹家的官跟当司马家的官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历朝历代总有这样“迂执”

的人。

明朝出了一个方孝孺，比嵇康还迂执。

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位子，要方孝孺草诏告天下，方孝孺提笔大书“燕贼篡位”

四字，投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说：“灭你九族！”

方孝孺说：“莫说九族，十族又如何！”

结果真的被灭十族（第十族是学生、朋友），八百多人被杀。

嵇康总算还争个曹家、司马家，你方孝孺争个啥呢？都是朱家人当皇帝，是叔叔当还是侄儿当关你什么事？所以方孝孺的脾气简直比嵇康还要犟。

但正是这犟脾气闪耀着人格的光辉，什么叫“威武不能屈”

？这就叫“威武不能屈”

，这才是大丈夫。

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历代死节之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犟脾气。

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最终都有一死，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当然，嵇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必须做的。

在重大的历史事变面前，基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

竹林七贤是七个好朋友，都很有才华，经常一起喝酒、清谈，开始时志趣应该都差不多，但后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阮籍跟嵇康差不多，但没有嵇康那么刚强，对司马氏只敢软拖不敢硬碰。

刘伶和阮咸虽然满腹牢骚，但只能喝酒装疯。

向秀最后还是选择出来做司马氏的官，至于山涛和王戎，就不仅当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当了大官。

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苦衷，有的人选择体制外的抗争，有的人选择体制内的改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取权位而背叛原来的初衷，放弃独立的意志，甚至贬损自己的人格，恐怕总是不会被后人瞧得起的吧。

前面说过的颜延之作《五君咏》，就是咏的竹林七贤中的五个人，而把山涛和王戎从七贤中除名了。

颜延之距离七贤的时代才不过一百多年，七贤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嵇康、阮籍，而山涛和王戎尽管官做得很大，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

这就是历史做出的评判，而历史常常是不体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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