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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终南捷径 下（第5页）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

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

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便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

白家的族老听说是要在这里办书院，本就很高兴。

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

那块地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个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先生的食宿与礼金皆于白家出。

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一定下来，便开始建学舍。

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买。

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当时就有点纳闷了：“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

找人问了，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那用了功夫的，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

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农村的就没有人没有经历过。

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此时因为要快点盖房子，也来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杂学”

，这怎么样烧红砖的学问也不就闷在肚子里不说了，不过土法烧水泥的方法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水泥有一段时间紧俏时，不少人家自己烧，不料到此时派上了用场。

用水泥做粘合剂、用来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来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砌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房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便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

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

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

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

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

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

，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

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

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

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

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

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

，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

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

。

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

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

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

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

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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