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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梵志年代新拟（第1页）

从敦煌遗书出世到现在，对王梵志作品及有关资料的辑录、校勘、结集，成就比较突出’而在诗人身世和作品本身的研究评论方面，则比较少。

关于诗人生卒年代仍异说纷纭。

各种拟议大致如下：

《太平广记》引佚书《逸史》中的神话性传说，说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

。

唐代《桂苑丛谈》依据另一佚书《史遗》仅笼统地叙为“当隋之时”

。

1928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根据这两条资料，提出“梵志的时代约为590到660年”

的首议。

他没有论证，只是一种认定。

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其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到660年）”

这完全是同意胡适的认定，也未论证。

对胡、郑的这种认定，日本不少学者也是同意的。

小沼胜卫所编《隋唐盛世》就在《初唐诗人》中叙及王梵志，以为他同王绩、王勃等是元白平易诗风“出色的先辈”

。

内田泉之助《中国文学史》，（1959年）、仓石武四郎与须田祯一《中国古典文学全集》（1960年）、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研究》（1979年）等也都持这种意见，同样也未论证。

对王梵志生年较为细致考核的首推张锡厚。

他在《敦煌文学》（1980年）中依据《逸史》和《史遗》认为：“王梵志生年的上限是隋末唐初”

；又依据苏1456号卷中“王梵志回波乐”

的标题，认为王梵志作诗的时代主要在初唐；再依据无住和尚（714-774年）能在成都读到王梵奉的诗，认为王梵志的创作“最迟也不会晚于盛唐”

。

我们觉得这种论证仍嫌宽泛。

《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有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有这样的结论：“这些诗反映的社会历史现象，起于唐初武德四年，止于开元二十六年。

诗人王梵志也必然活动于这个时期。”

“王梵志活动的上限是初唐武德年间，而最迟不晚于开元二十六年。”

这是在王梵志系年诸说中较为具体而又有一定说服力的，只是宽泛性仍大。

张锡厚同志《王梵志诗校辑》（1983年10月）关于诗人系年的结论是：“总之，无须更多地罗列类比，王梵志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说明他是唐初的通俗诗人。”

这个唐初的界线，也是上自武德四年，下至开元二十七年。

国外另有几位学者基于王梵志生于树瘿传说的荒诞，摒弃“当隋文帝时”

或“当隋之时”

的资料，另谋新议。

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入矢义高教授和法国戴密微教授的拟议。

入矢氏1955年提出：没有王梵志其人。

古籍所记载的王梵志的诗和事，不是统一于一个作者，而是集许多无名诗人的诗作和行迹系于并不真实的一位无名诗人，他或者是天宝、大历年间人，或者是唐末五代人。

这一看法，1980年还被日本学者游左昇等介绍支持。

1973年，戴密微又提出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创作于8世纪”

，他同样认为王梵志是不止一位民间诗人的多人复合。

我们说，对于“当隋文帝的”

或“当隋之时”

的记载，无论胡适、郑振铎的确信或入矢、戴密微的否定，都是一种主观认定，缺乏准确有力的论证。

初唐这个范围的论证可惜还宽泛。

吴其昱先生，早在1958年就注意到p.4978《王道祭杨筠文》对拟测王梵志年代的重要价值而撰文介绍。

笔者未见到吴先生的原作，只是读到《王梵志诗校辑》节译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的一段文字：

我读到现住巴黎的中国吴其昱氏发表在《通报》（1958年总第6期）上的论文，强烈地感到他也是个同好者。

吴氏就国民图书馆的伯希和携来的敦煌文书第4978（3）号写了题为《王道祭杨筠文》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可以见到王梵志的名字。

这是过去谁也没有注意到的珍贵史料，在王梵志的年代考订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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