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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籍贯歧说的原因（第1页）

——兼论民间文学和民俗的伴生同存

东汉大孝子董永故事，先经武梁祠画像表现，继有曹植《录芝篇》咏写，后又有晋干宝《捜神记》载记，更有敦煌文学的《董永变文》，明代话本《董永遇仙记》等讲唱文学及《织锦记》等众多的地方戏剧和曲艺的演唱。

它的家喻户晓程度，比起四大民间传说故事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美女、白蛇传可以说也是不相上下的。

在武梁祠画像的题记上是明确标记着董永，千乘人也”

。

干宝《捜神记》也是作“董永千乘人”

。

直到初唐僧人道世编纂《法苑珠林》引托名刘向的《孝子传》，敦煌句道兴《捜神记》和佚名《孝子传》，都一律作千乘人，未有异说。

而且故事情节极为简单，仅鹿车载父，举债葬父，天女助机三端。

这可以说是董永故事的第一阶段，即民间传说著录于文籍和图绘的阶段，自然应属于民间文学性质。

从武梁祠画像全局看，既有孔丘、夏桀等历史人物，又有各种传说人物及神仙故事。

董永故事就是人和仙的故事，他大孝感天，人们对他只有严肃的崇敬，把他当作实有异人或圣贤看待，因之只能忠实于他的籍贯，没有异说的可能和必要，但这也就是故事本身的僵化、保守、无亲切感的特点。

也就是说这一简单的民间文学处在静态的孤立阶段；没有注入群众性的艺术加工，没有演化为民俗的纪念活动。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它的大孝感天的儒教的严肃性制约的结果。

董永籍贯的歧说似乎是唐代开始的，今日见到的较早的文字资料，是晚唐僖宗时著名道教人物杜光庭的《录异记》卷八“墓”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

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

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

宗权命裨将率卒百余人往掘之，即时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

是岁淮西妨农，因致大饥焉。”

这则文字虽则是晚唐的杜光庭撰成，但所叙的挖墓的秦宗权，却与黄巢起义有过联合关系，新旧《唐书》皆有其传。

再向前推，则仙女墓之始筑于平舆，自应在秦宗权之前好几十年乃至百年或几百年，也必在董永故事繁衍出天女生子之后。

《董永变文》是目前所知天女生子最早的著录，正是唐代的作品。

《录异记》虽仅言仙女墓在平舆，则必寓含着董永父子为平舆人氏，这就是第一处籍贯歧说，显然还带有偷偷摸摸，捉人马虎的特点。

我们要充分注意仙女墓这一民俗纪念实体，它充分说明董永故事已由仅仅录载于文籍的静态发展为附会增设遗迹，有群众瞻仰、祭祀等实际内容的动态民俗。

民俗不是纯观念性的，它要依附于一定的自然实体，人为的设施，某种活动等物化形态而表现出来。

同时，由天女助机发展为婚配而有儿子，这正是人民群众基于俗人之情冲破人仙故事的神圣严肃性，给原来极简单的故事润色情节，增饰世俗的情韵。

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完善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基于民俗可以产生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也会引导出相应的民俗。

明清之时，经由话本，戏曲的传播，董永故事已由民间文学再度升华为专业作家创作，故事情节已经丰满。

在此之前，各地的相应民俗也必是多种多样的，只是无有载记的机缘而处于封闭状态，外人多不知晓罢了。

明清两代是大量编纂方志的时代，前此之时以董永籍贯为中心的各种异说（亦即普遍的纪念性民俗）便幸逢时机而著载于有关方志之中了。

在山东，有博兴、广饶、惠民、乐安诸说。

在江苏，有丹阳、东台、泰州、宝应几处。

在河南，除平舆外，又新有汝南，汝宁二籍。

在湖北，有孝感、安陆、京山等。

人人都说家乡好，乡有名人我亦豪，这种民俗心理只有从故乡地名变动等历史因素找到一个偶合点，达到无巧不成书，才能煞有介事地把家乡说成董永的本贯。

我们先看董永贯在今山东省境内各种歧说附会的具体原因。

汉代千乘之名有郡县两级，因之郡属的其他各县就有可能冒郡名而成歧说。

千乘县为郡治，郡本有广饶县，南朝刘宋时又移千乘县于广饶县，因之广饶便被强说为董永故里。

广饶之名，金代时改为乐安，清雍正十一年刻本《乐安县志.人物志》收载董永，《古迹志》言：“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冢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绝”

。

乐安本是汉千乘郡属县，仅此就可冒名，加之千乘县曾移于广饶，广饶又回复乐安旧名，说成董永之籍，理由也可以是很充足的。

汉千乘郡有博昌县，五代后唐时改名博兴。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重修博兴县志》董永名下言：“其墓在城北崇德社”

，“去墓里许有董家庄，即其故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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