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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第1页）

1.2.1华北的看青与青苗会研究

华北青苗会研究在社会史学界影响很大且一直持续至今，其一是因为华北的青苗会在社会结构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其二是由于日本人所做的“满铁资料”

和国内学者“乡建”

时期留下的资料为华北青苗会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但这些条件也成为研究者的局限，因为那些资料由于收集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当时面临的条件而存在种种弊端。

1.看青与青苗会组织。

日本学者旗田巍认为，由于社会分化，农村中出现了贫困之人，盗窃庄稼之事时有发生。

19世纪的华北农村是无组织的，是应地方政府的命令于1900年前后建立了青苗会；看青的协同关系的成长过程就是农村社会的衰落过程。

为此他把看青分为四个时代:（1）没有必要看青的时代;（2）各个农家各自看青的时代;（3）光棍、土棍替人看青的时代;（4）村民协同看青的时代。

旗田巍把看青行为看作是村落在走向贫穷和衰落过程中为了防止更进一步的衰落而采取的一种消极防御措施，同时认为看青中的协同关系是合理的、算经济账的。

持不同看法的内山雅生认为看青存在的理由是看青之中包含了救济贫民，包括救济村中游手好闲之徒。

内山雅生对旗田巍关于协同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旗田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但他的出发点是西方中心观的，“衰落过程”

是含有试图全面概括中国农村这一意图的。

他进而提出问题:为什么除了看青之外就找不到“多少农民参加的集体协同活动”

呢?而内山的研究则是从经济学着眼，考察了与看青相似的协同活动——打更、巡夜、搭套，对旗田巍的质疑作了正面回应。

内山得出的结论是，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之间是对立与协调、自主与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近代化看似前社会阶段的遗制，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内部却在走向近代化。

旗田巍的划分多少带有想象和进化论的色彩。

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理论构造的需要，即从“没有必要看青的时代”

（意味着安定时期）到“村民协同看青的时代”

（共同体的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中国农村。

内山的研究指出了青苗会在救助和抚恤方面的功能，但他的分析角度主要是经济学的，缺少其他维度。

2.青苗会首。

关于青苗会会首，旗田巍、马若孟等人认为会首一职由经济实力人物承担。

旗田巍等人认为掌握青苗会权力的是那些村庄里的实力人物；王福明则发现会首与村政常常搅和在一起，村落中的看青与传统社区的职责合为一体，村长与首事人共同负责村务，青苗会是乡村自治组织的雏形；杨念群认为会首具有两面性，一面为国家办理赋役，一面主持乡村祭祀。

张思认为，到了19世纪中叶，华北农村的“老人”

、村中的里长、甲长和牌长已基本让出了村落内部事务的实际支配权，而为青苗会组织所取代。

青苗会是村落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时发展起来的乡村自治组织。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并没有给华北乡村自治组织带来什么根本的改变。

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判断，村长们大多地位低微，且辛劳异常。

此时期村内实际事务由青苗会的众首事共同承担。

而黄宗智的研究指出，清末民初华北农村中的首事人与同族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要小得多，几乎全是庶民，因此他们认同于自然村的利益多于外界的政权。

3.青苗会与国家的互动。

替国家征派赋役是华北青苗会不同于西北青苗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18世纪以来，华北农村自发的乡村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控制村落内部事务。

如祭神修庙的社与会，起源于看护庄稼的青苗会。

这些组织在此时已承担起摊派钱粮、修庙祭神、看护庄稼、治安防卫、公共工程及对外交涉等事务，其地位被官方所承认。

旗田巍由此认为青苗会功能的变动不是村庄自身的成长过程和发展，而是标志着村庄的衰落；王福明根据“满铁资料”

认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独立于乡村政权之外的青苗会包容于乡村政权之中。

就是说看青的职能分离到正式组织中，祭祀活动保留在乡村组织（会社）中。

周健在对顺天府宝坻县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地域社会中“国家”

的存在形态，这亦有别于上述几位史家的视角，他提醒人们注意在研究民间社会组织时，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不可过分强调“上与下”

、“国与家”

、“民众与精英”

任何单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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