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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生计策略（第1页）

高寒环境限制了农作物的生产水平，使不同小生境的人们养成一套适应环境的策略，他们也因文化接触而彼此学习和交换文化习俗，地方社会和文化因此得以型塑。

区域间生态差异对社会产生着实质性影响，如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结构之所以不同是自然环境造成的，长江三角洲以较长的无霜期、较高的复种指数、发达的灌溉系统、较高的人均产量、较发达的水路交通加之较少的自然灾害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使得投资土地“赢利可观”

。

这些因素使长三角出现了比华北集中的土地所有权。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态环境对生计策略和文化习俗的影响。

2.3.1土地资源与群体生计策略

洮州的高原生态环境既不允许复种的存在，也无水利灌溉之便，又兼偏远闭塞，几无运输体系可言。

农耕者可做的事仅仅是“朝天一把籽，种收去两回”

。

洮州西路在民国以前的土地占有量，据当地人的普遍说法，大致人均12亩，2006年人口已经翻了三番，长川乡2006年人均占有土地2.84亩。

年成好尚可维持生计，但洮地冰雹、洪水奇多，西路有些村落是冰雹“十年九打”

的地方，而东北路由于水土流失也经常受到洪水的侵袭。

汉族人也学着藏民的样子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这便形成了在汉藏共居地带“汉染藏风，藏染汉习”

的情景。

每个社会特别是传统时期都有一些贫穷无告的人，他（她）们在近处山林里采药、打柴、挖野菜，力壮者走藏区跑四川用劳力赚取小钱。

农耕难以致富，但即便如此，汉族人也总是坚守着农本思想而不松动，依然在土地上刨食。

虽不能像印尼爪哇和我国长三角的农民那样通过“精耕细作”

来提高土地的产出，但洮地乡民一方面在耕作制度上实行土地轮歇、倒茬，另一方面施行以牧补农的兼业措施。

与汉族人一同迁来洮地的回民深知“土地不能生土地”

的道理，虽然回族人很少走科举升迁之路，但他们承袭了“回回善贾”

的传统，以卓越的贸易才干有效地适应了生态和社会环境。

《洮州厅志》记载，旧城“回回无家不农，亦无家不商”

，他们多居城镇，即便散居在乡下也会精明地做起力所能及的小生意。

回回的“善贾”

恰与汉族人“抑末”

和藏民轻商的传统形成对比，汉藏乡民为回商提供了最大的商机和市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洮州总人口为57364人，1907年有回民10683人；2005年末总人口为149683人，回族人口为24667人，分别占洮州人口的19％和16％。

在洮州无论今昔，商贸业和饮食业基本为回商所垄断。

旧城有“回城”

之称。

在洮州旧城产生的回族著名宗教和经济集团——西道堂西道堂是清末民初产生于甘肃省临潭县的一个伊斯兰教派。

其前身是创始人马启西建立的学堂，讲解“四书”

、“五经”

等内容。

后来西道堂成为一个融宗教、教育、生产、贸易等为一体的社会实体，对洮州地方影响颇大。

，自晚清以来无论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上都是非同寻常的社会组织。

它的成功在于把伊斯兰教和旧式汉学传统有机结合，推行集体主义公社制理念，他们在经贸运作上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和与时俱进的现实感。

以西道堂为组织中心，建立起支系庞大的商贸和运输网络，在乡下建立起“乌玛”

（集体或公有）乡庄，使新教回众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社会成员。

洮州藏民作为原住民，其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在汉族社会的周围西、北、南三个方位均分布着牧业部落，他们与汉、回形成一个交换网，历史上的“茶马贸易”

就是这种互补经济体系。

纯粹的农业藏民与汉族人大同小异，他们在文化上已经完成了融合进程，认同于汉族的民间信仰和组织。

虽然农作条件好的地方也有藏农，但他们不丢畜牧的看家本领，以半农半牧的方式生活着，当地人称这些人为“半藏”

或“半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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