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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组织结构与小生境的变迁（第2页）

活动。

从青苗会日程安排可以看到，庆典的空间安排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各自的活动和场面，乡民的生活方式在此得到尊重。

远路的龙神要提前动身到新城，通常要为所经过的马路村庄举行祈福仪式或者扎山仪式，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傍晚赶到新城附近的歇马殿。

端午节上午9—10点，龙神带着情绪高涨的迎神队伍开往新城。

新城旗幡飘扬，万人空巷，人群从四路八乡涌来，观看一年最为盛大的龙神庆典，也为得到龙神吉祥的祝福。

在政府举行开幕式的同时，各位龙神按传统程序接受新城东街、南门、西街三个接迎会的礼拜，待献祭完成以后前往东门集合。

下午2点，各龙神齐集东门外，顺着新城的东西大街奔向城隍庙。

过去跑佛爷是富有浪漫气息的争抢、角力和抬神赛跑的竞争场面，现在竞技场面已为民众亲密接触龙神的过关仪式所代替。

通过迎神赛会的举办我们可以感知，国家的做法和某些安排主要是一种外部的支持力量，而不仅仅是限制和规范的力量，这构成了青苗会自主性的组织环境。

（2）来自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

组织内部的调整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

人类学把社会和文化变迁通常归因于革新（innovation）。

革新既指发明、发现，又指新思想新观念被采纳。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与国家政策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改革措施，可以被视为一种革新因素，它导致了农村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异质性和空壳化。

乡村社会的空壳化是当前乡村最明显的结构变化。

对青苗会来说，乡村空壳化带来的挑战是多重的:第一，乡村精英和中坚力量被抽离而受到都市和村落两个结构的双重推拉，导致青苗会组织活力的减退。

第二，空壳化使组织更加老龄化，老龄的会首在社会大生产格局中不得不承担起几乎全部的农业生产工作，从而延长劳动年龄，而且又必须担负起捍卫传统文化的重任。

67岁的水磨川前任提领说:

我和二儿子一起过，我儿子、儿媳去嘉峪关打工，我们老小五人留守家中。

哈哈，阿婆开了幼儿园，阿爷上山去种田。

青苗会对组织缺乏活力所采取的对策之一是吸纳德才兼备的青年人，羊沙出现了28岁的青苗会会长便是一例，其次是为能量大的乡村退休干部进入青苗会降低准入门槛。

乡村的阶层分化和异质性部分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

传统时期的社会分化导致士绅阶层和村庄实力人物的出现，当前的阶层分化同样产生了一批农村实力人物，如养殖户和乡村企业家，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成功后进入青苗会获得社会声望。

但阶层分化也带来乡村异质性因素。

异质性意味着村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然对于不同利益的表达，我不怀疑其正当性，但应看到它对共同信仰和共有价值的维持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在岷县高庙曾见到这样一番情景:当地的金花娘娘在龙神庙等了两个小时，抬轿子的人还没找齐，最终没有上街扭佛爷；过去远近闻名的高庙迎神赛会仅有一位龙神在庙会上走了几圈便草草收场。

与传统时期的社会相比，小农面对的社会空间无疑比过去宽广许多，洮州许多村落虽没有分蘖出明显的富裕阶层，社会均平化态势没有根本改观，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多样化的利益群体，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因素比过去增加了。

针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挑战，多数青苗会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去适应。

其中旧城青苗会便是把挑战变为发展机遇的成功例子。

该会经过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改变了一些传统做法，增强了组织的市场和经济职能，从而扩大了组织的文化影响。

8.2.3小生境的变迁与组织分布

洮州青苗会组织的分布跟文化传统和小生境有着深厚的联系。

小生境与龙神中心庙的空间范围常重合。

青苗会的空间结构，在西路和东南路表现为与冰雹线路颇为一致的关系，在北路与林区相重合。

如果说西路的组织因防御冰雹而联合（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那么当冰雹灾害因高射炮的使用而得到有效控制后，组织结构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1991年甘肃省全面恢复防雹工作，全省由1988年的45个高炮点增加到1991年的115个，2000年又达到237个。

90年代以后，雹灾的次数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防雹技术的不断提高，青苗会不像以前那样，用三眼土炮打冰雹了。

那么在青苗会小生境里的群体合作也不再以防雹为互动理由了，互动频率的减少和共同利益的淡漠会对组织凝聚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西路的长川村原属于千家寨的一个会，1998年该村复制了一个胡大海的分身而独立成为一个会，这可能有许多具体原因，但在小生境范围内互助与合作的减少是其根本原因。

千家寨的个案没有成为乡村组织分布变化的一般趋势，如果说过去的组织联系是以小生境的生态合作关系为基础，那么当下的联系主要让位于在此范围内的仪式联系为基础。

仪式联系是基于联村组织一致的共有价值。

共有价值虽然受异质性的影响，因为价值不是合同和要约，它产生于社会组织内部的文化安排，所以共有的属性没有改变。

对于洮州社会来说，共有价值建立在具有重叠关系的龙神信仰与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各青苗会组织成员乃至整体的洮州人是一个族源认同的记忆群体。

我在田野调查中也多次听说乡民们对祖先和故地的寻古钩沉之举动。

有位老者带来他的家谱，请我在方便时为他查阅祖籍南京的信息。

虽然我愿意帮忙，但经过600多年的沧海桑田、人事更迭，即使按图索骥也恐非易事。

有几位发了迹的村民开车到南京寻根，他们满大街地打问，向遇见的老人询问“贮丝巷”

在哪里，也许“贮丝巷”

就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

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祖先认同和共有价值的存在，这是组织生活至今存在于洮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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