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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智障人士社会融合研究（第1页）

【摘要】

文章以瑞典为代表，对北欧各国智障人士社会融合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回顾，介绍了由机构安置向社会安置的转变过程，详细阐述了北欧智障人士社会融合的法律政策，并从生活安置和就业安置两方面说明了现行社会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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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北欧智障人士社会融合

一、引言

北欧由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五国组成。

北欧各国智障人士的安置形式和社会融合工作模式十分相似。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在残疾人社会安置方面也有较充分的体现，特别是他们在社会福利和权利保障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促进智障人士社会融合方面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本研究以瑞典智障人士社会融合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北欧智障人士社会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生活安置以及就业安置模式。

二、概述

（一）工作概况

瑞典智障人士的社会融合工作主要包括生活融合和就业融合两大部分，具体又可分为居住服务、医疗服务、职业训练和就业支持四个方面。

智障人士融入社会不仅对瑞典的智障人士本身，而且对相关的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

从个人层面上看，社会融合就意味着智障人士可以离开封闭的庇护机构，更多地参与社区生活，接触到更多的正常人，并使智障人士的邻里互助成为可能。

从组织层面上看，社会融合意味着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的目的和形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更多的社区支持指向帮助他们参与社会生活。

目前在北欧，阻碍智障人士融入社会的特殊医院、寄宿制学校、封闭式工作机构已被关闭，而开始实施全纳教育，智障人士的社区团体之家（Grouphome）实现了他们在普通社区居住的梦想；支持型就业（supportedemployment）和庇护型融合就业（shelteredintegratedwork）使智障人士有机会进入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融合。

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看，社会融合使人对智障人士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只有轻度智障人士是可以教育、训练的，而其他智障人士则是终身需要养护的“病人”

。

打破隔绝的安置模式后，人们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更多地接触到各种类型的智障人士，有机会真正了解他们的能力和为人，社区居民更愿意帮助他们，从而构建起了智障人士能自如生活的支持性社区环境［1］。

在瑞典等北欧国家，智障人士社会融合工作的特征是中央政府主导决策与各级政府分权决策相结合。

瑞典的残疾人立法、残疾人福利总体规划和分配决策等问题都由政府负责。

近年来，中央政府的影响在逐步淡化，而地方政府的责任则日益增强，私立医疗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开始建立并发挥作用。

瑞典有70多个代表残疾人团体的国家级组织，其中大约有40个组织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

瑞典障碍协会作为国家级的公共机构，负责监测、评估残疾人技术服务的行动，并负责研究与发展工作［2］。

瑞典智力障碍协会（TheSwedishNationalAssociationforPersonswithIntellectualDisability，fub）是瑞典最大的致力于提高所有智障人士生活质量的非政府组织。

它在全国大约有165个分支机构，拥有29000多名成员。

这个协会的核心成员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智障人士及其亲友；另一部分则是关注智障人士社会融合事业的友善人士。

另外，大多数瑞典人都是残疾人组织和协会的成员，约有4万人是残疾人运动的活跃分子。

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瑞典等北欧国家智障人士社会融合工作的开展。

（二）发展史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相比，智障人士社会融合起步较晚。

19世纪以前，这些国家的成年智障人士仅作为贫民接受教会不定期的资助。

1847年和1871年瑞典议会分别通过了《新济贫法》，实施救助老弱病残的社会政策，这是瑞典首部有关成年智障人士福利的法案。

19世纪后，各国政府才逐步将智障人士的社会福利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

1913年议会通过了《老年和残疾人年金法案》，这是瑞典社会保险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法规，也是有关包括智障人士在内的残疾人权利保障的首次立法。

在20世纪最初的60年内，对智障人群的教育和安置逐步制度化。

政府通过逐步增加补贴，将许多资金用于建立特殊学校、福利院、精神病院、医院、护理院和隔离式的公共庇护中心。

随着北欧社会福利系统的完善、人权意识的提高以及特殊教育的发展，各国对智障人士的安置形式有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瑞典等国认为一个真正的高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应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就是说，智障人士也能利用社会服务体系在社区中自如地生活。

其次，特殊教育界提出“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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