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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换一种眼光如何（第1页）

第一章换一种眼光如何?——从文字结构差异看中英诗歌的不同走向

篇首语

早在两三千年前，中西方诗歌在形式、篇幅、艺术手法和表现内容等方面就已经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Pinwenba.com以中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且最有影响的诗歌作品《诗经》和荷马史诗为例:两者的创作年代相近，也都源自于民间歌谣。

但不同的是，前者是一部由305首四言短诗组成的诗歌总集（又称《诗三百》），后者则是两部分别由15000余行和12000余行六步韵英雄诗体写成的叙事长诗;前者几乎全是反映人间日常生活、政治风云、春播秋收和男女情爱的抒情诗，后者则是以希腊神话和特洛伊战争为背景，描绘复杂情节和壮阔场面的恢宏史诗。

世所公认的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歌作品，譬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的《失乐园》，无一不是叙事长诗;再看中国的三千年文学史，超过千行的叙事诗几乎没有，至于“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的名诗佳作，则几乎清一色全是抒情诗。

从以上中西方诗歌发展的简单对比中人们也能发现:前者抒情诗浩如瀚海，叙事诗则寥若晨星;后者抒情诗、叙事诗倒是均衡发展，但艺术成就杰出、影响特别深远的鸿篇巨制，却几乎全是叙事诗!

中西诗歌的发展走向，何以会如此大相径庭?

汉字方块象形，英语字母拼音;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

汉字象形、感性，因而充满联想与诗性;英语表音、抽象，因而理性有余而诗性不足。

两者迥异如斯。

文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中英两个民族一个重形象思维、一个重逻辑思维的直接原因。

反映在双方的诗歌创作上则是:汉诗擅长写景抒情，英诗精于叙事说理。

（由于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且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语种，加之英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堪与我国相媲美，故本章主要讨论中英诗歌）。

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文学界、美学界声名显赫的饱学之士，譬如顾炎武、梁实秋、闻一多、朱光潜、茅盾等人，都曾对中西方诗歌在形式、篇幅、表现手法以及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写过不少探讨文章。

然而，由于两者的反差十分明显，解释这种现象的显性原因又俯拾皆是，使得人们反而没有了追本溯源的动力，去探究深藏在那些显性原因之下的真正原因。

所以，迄今为止，还鲜见有学者对此种现象的本质作过深刻揭示。

譬如，上述学者的解释虽然见仁见智，归纳起来却不外乎朱光潜先生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1］（［1］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J］.上海:《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1934:2）一文中所列举的几点:一、西方的史诗和悲剧植根于深厚的宗教和哲学之壤，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偏于平易，国人的宗教情感较之西方人也显淡薄。

二、西方民族生性好动，华夏民族天生好静，故所崇拜歌颂的人神偶像自然不同。

三、中国诗歌缺乏客观想象力，西方诗歌却富有客观想象力。

四、西方人早就具有创作史诗和悲剧的形式和技巧，中国人则没有。

以上几点确实言之有理。

然而，笔者偏偏突发奇想:如果当初仓颉造字时造的也是字母拼音文字，而不是象形方块字，那我们汉语诗歌还会是这样的发展轨迹么?没想到这不经意间的一问，倒让笔者开始怀疑起朱先生上述结论的权威性来。

笔者禁不住要再问:究竟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及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

的思想影响了历代诗人，使得他们有意回避史诗和叙事长诗的创作，还是汉语汉字的独特属性让诗人找到了最能发挥汉文字优势的诗歌形式和体裁?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在于后者。

这是因为，人的认知、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深受其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影响。

恰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SapirWhorfHypothesis）所言，语言在人的认知和思维过程中具有“起决定性作用”

的地位。

德国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奠基人威廉·洪堡特对此也有过深刻阐述:“一个民族所在的生活环境、气候条件，它的宗教、社会建制、风俗习惯等等，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跟这个民族脱离开来。

然而有一样东西性质全然不同，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呼吸’（Odem），是它的灵魂之所在。

……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所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若不从语言入手势必会徒劳无功。”

［2］（［2］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因此，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的差异，它是许多显性差异的源头。

一、汉字象形、感性，充满联想与诗性;英语表音、抽象，理性有余而诗性不足。

无疑，要探讨中英诗歌的差异，就得先比较作为诗歌载体的语言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字和英语单词。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里的“依类象形”

、“形声相益”

，连同“指事”

、“会意”

、“转注”

、“假借”

，便是古人所谓“六书”

的造字方法。

“六书”

之中，“象形”

属于一种对概念或意象的直观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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