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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学史研究下（第3页）

。

但是，用“education”

来表征关于教育学的知识，也带来不少麻烦，因为，这一术语本身既表示教育实践或活动，也表示教育理论或学科，这样，既为人们对教育与教育学的理解带来一定困难，又损害了教育学的学科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试图用一个新的术语较为规范地指称整个教育的知识体系，这就是“educology”

（教理学）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发表的相关论文（范国睿：《当代西方关于教育理论性质问题的研究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1期）中，我曾将“educology”

一词译为“教育理论学”

——当时是苦于没有合适的译法而暂译的。

在后来的研究中，从我国已故外国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马骥雄教授的译名——“教理学”

。

他曾作过这样的说明：“‘educology’一词，本当译作‘教育学’。

惟在我国‘教育学’已经是‘pedagogics’的译语，如仍译为‘教育学’会造成术语的雷同和混乱。

踟蹰良久，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译名。

转思我国的学科名称有伦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地理学、法理学，等等。

因此，姑暂译作‘教理学’，供商榷，以便定出恰当的译名。”

。

最早提出“educology”

一词的应该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哈丁（Harding，L.W.）。

他于1951年在他的《教理学选集》（AnthologyinEducology）中首创这一术语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人，曾误认为这一新术语是斯坦纳（Steiner，E.）于1964年首创的（例如：范国睿：《当代西方关于教育学理论性质问题的研究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1期；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2期；何塞·路易斯·加西亚·加里多著，曾子达译：《比较教育与教育科学：老题目新想法》，《教育展望》第19卷第3期，中文版第23期（1990年5月）；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也许在于：哈丁的建树很少为人所知；而斯坦纳是在对哈丁的建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这一新术语并努力使其推而广之。

哈丁希望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来构建一个科学的专门化的术语。

他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和发展学习者的自然力（naturalpowers），因而要用“educo”

；要构建一门学科，就要再加上后缀“ology”

（“ology”

表示“……学”

），这样就形成了“educology”

。

哈丁用它来表示“关于教育的知识体系”

（afundofknowledgeabouteducation）。

这以后，哈丁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了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教理学研究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Educology），他在该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还陆续出版了另外三本研究文集哈丁编的其余三本教理学研究文集分别为：（EssaysinEducology，1956；MoreEssaysinEducology，1964；Educology：TheFourthCollection，1965.）后两本文集由教理学研究协会出版。

但是，由于哈丁的文集都属限量发行（limitededition），也就未能广泛传播，而只有他的学生和朋友熟悉。

哈丁的建树在70年代中期才被人们发现。

据澳大利亚里的韦利那高级教育学院（RiverinaCollegeofAdvancedEducation）的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J.E.）称：他是在1975年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ducationalResearchAssociation，AERA）年会上，从南伊利诺大学的伊顿（Eaton，W.）教授和该校的一名研究生波佐韦奇（Pozovich，G.）所共同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发现哈丁的贡献的Christensen，J.E.（ed.），PerspectivesonEducationasEducology，1981，pp.vvi.；而1964年提出这一术语的印第安纳大学的斯坦纳（Steiner，E.）说，她是直到1976年才从比格斯（Biggs，J.B.）发表在《当代教育心理学杂志》上的《教理学：关于教育实践的理论》一文的注释中发现哈丁的业绩的。

使“教理学”

一词广为人知，则是斯坦纳的贡献。

1964年，斯坦纳在她提交给美国教育哲学学会第20届年会的题为《教育学的逻辑与教理学的逻辑：教育哲学的诸方面》（LogicofEducationandofEducatology：DimensionsofPhilosophyofEducation）的论文中，首次提出“educatology”

一词。

会上，一位教育哲学同行格伦（W.Gruen）建议斯坦纳用“educology”

代替“educatology”

，因为后者不仅看上去不简练，而且不怎么恰当。

斯坦纳同意了这一看法，便在后来发表的《准确地探讨教育理论》等一系列文章中，开始使用“educology”

一词。

此后，对“教理学”

的使用和探讨日益增多。

其中，一些学者是在不知晓斯坦纳等人的研究的情况下独立地探讨这一问题的，如埃德尔（R.Elder）和比格斯；更多的学者则是因响应斯坦纳的倡议而参与讨论的。

埃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交给远西教育研究与发展研究所（FarWestLaboratoryforEducationalResearchandDevelopment）的论文《三种教理学》（ThreeEducologies）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澳大利亚的比格斯是在1975年提交给南太平洋师范教育协会（theSouthPacificAssociationforTeacherEducation）年会的论文中创造这一术语的（到1976年他撰写《教理学：关于教育实践的理论》时，才注意到哈丁和斯坦纳的工作）。

斯坦纳的倡议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还有赖于他的学生和其他一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的拓展。

1975年，斯坦纳的弟子费希尔（J.E.Fisher）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上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提出是否可以把该组织的名称改为“美国教理学协会”

（AEducologyAssociation），两年之后，该协会再度举行专题讨论会，商讨“教理学的前途或消亡”

（WhitherorWitherEducology）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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