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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位老师（第1页）

萧乾

（1910-1999）蒙古族，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

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1942-194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

。

曾任职于《大公报》，复旦大学教授，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

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

萧乾一生著作颇丰，曾写下大量回忆录、小说、散文等作品，出版有译著43部。

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以及自传《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认为仅凭尺二夏楚，多么刁顽的后生也能打得驯顺，多么懒怠的，也必可勤奋起来。

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

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禾，一点就着。

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

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

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

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

武器，就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

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

还颇能启发点想像力。

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

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

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

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般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

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

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布袱散了。

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

不见了。

我急得干跺脚，可又没敢声张，生怕堂兄知道了先揍起我来。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

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

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

然后，咣哨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作恶梦，天好像塌了下来。

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

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

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

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只目光炯炯的老鹰，我缩在座位上，自知是他的猎物。

果然上课没多久，他就发现单单在我们这张课桌上，只有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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