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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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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和恶劣行径，在当时中心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不为之举。

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

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

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

假如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

事实上，在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ldo;万岁&rdo;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

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

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

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

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续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

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

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

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

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

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实，这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ldo;柄&rdo;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ldo;议&rdo;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ldo;看&rdo;国政。

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

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

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招惹他们想入非非。

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

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

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们则永远都是主子。

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

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相情愿。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

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ldo;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姓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

&rdo;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说：&ldo;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rdo;（《清圣祖实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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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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