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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输入中国的外洋鸦片，主要有印度西孟加拉出产的&ldo;公班土&rdo;、&ldo;大土&rdo;；产于印度麻洼的&ldo;白皮&rdo;、&ldo;小土&rdo;，以及土耳其、波斯一带的&ldo;金花&rdo;、&ldo;红玉&rdo;等。

这三个产区的鸦片，中国人认为&ldo;公班为上，白皮次之，红皮又次之[4]英国人对这三种鸦片的看法与中国人的评价基本一致，认为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生产和销售权的公班土，品质优良；由印度土著各邦所生产的白皮土是次等鸦片，最初只有葡萄牙人通过他们在印度西北海岸的租借地果阿和达曼以少量输往中国；从士麦那来的土耳其鸦片，质量很差，是由美国贩子运进中国的。

土耳其鸦片只是供作掺和孟加拉产品之用，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的销售量从没有超过九百箱[5]

鸦片在清代前期流入中国的数量仍很有限。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闭关前后，始终维持在200箱左右。

贩子主要是葡萄牙人，英商间或也有人贩运。

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到1000箱。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试销鸦片成功。

17年后的1780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鸦片专利权，对华贩运鸦片成了它的垄断事业。

这一年也是英国人在广州海面设立鸦片贮存站，进行鸦片专私贸易的开始。

《中国丛报》对此事有过描述：1780年英国人用两只小船，经常停泊在澳门南面一个名叫云雀湾的海湾里，做为鸦片贮存站。

他们经常在此贩卖鸦片，每箱价银五百元至六百元，在孟加拉的价格每箱约为五百卢比。

[6]

可见，后来的鸦片趸制度，就是由英国开其端的。

麦都思的报告也有同样的说法：东印度公司于&ldo;1780年在云雀湾建立了一所鸦片贮藏库。

1781年，东印度公司把2800箱鸦片运往广州，由当地一家行商收购。

由于在中国找不到销路，他不得不把大部分再运出口&rdo;。

[7]麦都思所说的行商名叫&ldo;新官&rdo;，他买了其中的1600箱。

连同原先已输入的1200箱，&ldo;使市场存货过多，新官遂将其所买的大部分运到马来各港[8]两件资料表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鸦片在广州市场上的销路并不很好。

中国鸦片走私市场的容量尚在1000箱左右，过多就很难推销而不得不送往国外贩运。

雍正七年（1729）时，输华鸦片仍平均每年200箱（一箱约重140镑，但依时期和鸦片种类而有所不同）。

此后逐年增长，到嘉庆四年（1799），已超过年均4000箱的大关。

鸦片仓库也由小船变成大船，称为&ldo;鸦片趸&rdo;。

据嘉道年间的著名时务家、《粤海关志》纂修者梁廷枬称：&ldo;每千六百八十斛为一趸，约三百趸为一船，故名趸船&rdo;，[9]足见鸦片趸的容量极大。

这种鸦片趸，已由原先停泊在澳门南端的云雀湾，移至黄埔，公然与广州行商进行非法贸易。

清政府鉴于鸦片大量输入，在嘉庆元年（1796）下令停征鸦片税银，嗣后不准再有输入；并且不准鸦片趸湾泊黄埔。

鸦片趸只得驶离，改泊伶仃洋。

伶仃洋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为必经之处，[10]这儿便成为鸦片走私的基地。

大量鸦片从伶仃洋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禁令成了一纸具文。

从19世纪开始，鸦片输入中国的情况，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嘉庆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每年平均输入约4500箱。

走私中心为澳门洋面。

嘉庆十四年禁令渐弛，黄埔重又成为走私中心。

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再下禁令，广州水师奉命在黄埔搜查外国船只，并勒令出具&ldo;不售鸦片&rdo;字据，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坚不具结。

嘉庆二十二年，英国兵船一艘自穿鼻洋驶入虎门，进行威胁，清政府被迫退让。

于是，黄埔仍是走私集散地。

一条鸦片船到达时，只要向海关例行申报，自称所载都是合法商品，没有夹带，就可以公然进行鸦片走私买卖。

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1830）为第二阶段，每年平均输入约18700多箱，其中英国占了10100多箱。

道光皇帝甫告即位，立即颁发严旨，重申禁令，黄埔稽查甚严。

外国烟贩无可托足，不得不改泊伶仃岛为据点。

从此，烟贩们撕下伪装，干脆进行赤裸裸的武装走私。

道光十一年至二十年（1831～1840），以麻洼鸦片大量涌入为标志，输华鸦片数量激增，超过第二阶段年平均数2～5倍。

麻洼鸦片在道光元年时输华仅1650余箱，到道光十九年时猛增到21900余箱，比孟加拉鸦片18200余箱还要多出近400箱。

如果将鸦片战争前4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情况作分阶段平均数统计，人们就可明显看出这股黑色的毒流是怎样汹涌地流向中国的：表4-1

资料来源：【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8页。

必须指出，马士的统计是极不完全的。

由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关鸦片输入量的完整确切的统计，而马士的著作又为大家所熟悉并经常使用，所以我在本书内才决定采用他的统计数，借以反映增长的趋势。

从这份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鸦片输华数量在嘉庆一朝中，虽较乾隆时每年不过200箱相比，有大量增加，但大约仍保持4000至4500箱左右；从道光元年起，鸦片输入量猛烈增加，增加幅度以每年三倍半以上的速度提高。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剧增加的趋势。

就每年输华的数字来说，1799～1839年的40年中，最低年度是1803～1804年2840箱。

从1834～1835年起，每年输入超过10000箱；从1835～1836年输入超过30000箱；而最高年份1838～1839年度，超过40000箱大关，比最低年份增加了约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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