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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村社的活动方式实际上也仍然保持着传统习惯。

法律规定村长由农民选举产生并享有全部行政权，但村长准备采取的措施还是要按传统由村民大会同意后方能实行；而在村民大会形成决议时，村社中的长者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官方的法律对于村社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意义，村社中农民的相互关系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调节的。

例如，官方法律已确认了财产的个人私有制，而在村社中，农民对于其份地的关系只能是占有和使用，土地仍然实行定期重分的村社所有制。

改革之后，村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仍然包括了欧俄农村大约75％的居民和整个俄国约90％的农民。

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的情况下，村社无疑是俄国文化的重要基础。

一般的土地重分型村社由4‐80家农户组成，有20‐500口人，其境界通常就是自然村的境界。

这类土地重分型村社占全部村社的2／3。

村社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一个封闭的狭隘天地，另一方面又是使农民避免分化、维持自然经济的保证。

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而在无数与世隔绝的村社之上，便是他们共同的&ldo;保护者&rdo;、权力无限的总的族长‐‐沙皇。

家庭‐‐村社‐‐国家，家长‐‐村长‐‐沙皇，在这样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宗法制原则是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纽带，而村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自17世纪以来，在农奴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土地重分型村社，就是专制国家的基础，农奴制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使村社在这方面的功能强化了。

村社是俄国农民的世界。

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村社中度过的，他们的意识也深深地打上了村社生活的烙印，

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

农民可以参加村社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绝对不能同村社对立。

俄国农民叹息道：&ldo;谁敢反对米尔呢?&rdo;违反村社生活准则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难以存在下去，他首先会受到嘲讽、蔑视、斥责等舆论的压力，其次有可能被驱逐出村社或送去当兵，最后甚至有可能遭受私刑或被处死，如果他犯了严重罪行的话。

个人对村社的绝对服从使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极不发达，并产生了对长官意志和&ldo;来自上面&rdo;的准许的需求。

农民不能把自己理解为自身行为的主体，而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得到集体的认可，或者得到老爷、长官的许可。

即便是在造反时，他们也要打出&ldo;沙皇&rdo;的旗号。

在俄国农民的意识中，顺从权力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对于村长、调停官，农民是绝不敢得罪的，因为要是不听他们的，便会一辈子遭受报复。

按人口分摊的赋税可以由最低级的行政官员任意增减，进行不平均的分配，而农民交不出赋税便会受到体罚。

在个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农民在心理上永远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卑微的被压迫者，对于他来说，自尊的感情是难以达到的。

这种受屈辱的感情压倒了他身上一切高尚的动机，他试图摆脱这种境地的努力只会招致哄堂大笑。

农民作为专制主义的压迫的牺牲晶，还在于他在家庭中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置于同样的受奴役状态中，而使自己成为奴役者；他自己所遭受的屈辱要通过让别人受屈辱而得到宣泄。

一个农民可以在大街上当众把敢于阻拦他去酒馆的妻子打得半死，而在场的人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征税时受到体罚的农民，也经常把妻子打到自己感到满足为止。

如果有一个漂亮能干的农村姑娘有可能选择丈夫时，她首先考虑的是他要温顺和善良。

然而即使这样的一个好人也会残酷地揍她，差别只在于这时他自己也会哭。

与顺从权力的意识并存的是平等精神和集体主义。

一个农民，在纵向的关系上，他顺从于长官并使家庭成员顺从于他，但在横向的关系上，他同其他农民是共同体中的子等伙伴。

在村社中，所有农民都有权平等地使用村社的财富、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

这种&ldo;公有&rdo;和平均的原则集中体现于份地的村社所有制和定期重分。

村社还对其成员的经济行为定出细则，以抑制分化。

绝大多数农民认为，财产是用来养活人的谋生手段，利用它来剥削别人是可耻的行为，一个人只应占有那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

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改革之后没有明显的变化，仍然传统地相信，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属于村社；出自于土地的产品也既属于村社，也属于上帝，是大家的共同财产。

在农民中存在着互相救济和帮助的习俗，有时整个村社的人无偿地帮助陷于困境的农民渡过难关；最贫穷的农民在家里断粮时往往全家行乞，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牲畜、农具而维持到新粮下来的时候，因为行善作为‐‐种道德义务在农民中已沿袭成俗，拒绝给予要饭的人以帮助被认为是极大的罪过。

村社生活的封闭性养成了农民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心理。

农民不能认识和理解超出其个人经验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任何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全无兴趣。

年轻的一代几乎没有选择生活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他们的一切认识除了自己在村社中的直接经验之外就是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使命就是继承上一辈沿袭下来的传统。

由于传统构成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几乎全部内容，他们对新事物总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担心接受这些新事物会引起他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变化。

改革后，村社农民一如以往，很少有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的愿望。

一些具有欧化思想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扮演着可怜的角色：农民根本不理会他们那些办大众学校、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农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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