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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鉴于此，我在此所谈无非是读书对话过程中的个人体验，而这些体验也有时间性。

以下这几本书现在重读，或许仍能启发心灵，或许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或许会激发新的思想火花。

无论如何，它们已成为我的知识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助和引导我去同新的典籍对话，去认识更多的作者和书友。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一本对我影响不小的书，不是它的观点，而是它的词汇。

我是在70年代初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书的，当时正是学马列的热潮。

初读此书，隐隐感到其雄辩的逻辑推理，但并不明了其中深意。

不过，民主、专政、革命、国家机器等词汇却十分醒目。

在列宁的笔下，民主的表象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与民主的消亡等论断犹如思想的重锤，激发出某种心灵震撼。

我现在仍然怀疑，是否就是因为这本书，使一直酷爱文学的我渐渐同历史、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80年代文科的大学生大都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这是旅美华裔学者黄仁宇的成名作。

《万历十五年》以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等为线索来写明代的断代史，在当时思想解放时期让人耳目一新。

同长期流行的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不同，此书有血有肉，将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熔入一炉，以小见大，以大释小，让人反复玩味，不忍放手。

我现在仍然记得黄仁宇论述万历有心废长立幼以皇三子代替皇太子为太子的历史事实。

作者不仅告诉读者为什么即使贵为皇帝，万历也无法向群臣强加他的主张，而且假设如果按照当今的法律程序，皇帝佬儿还有可能胜诉的现代前景。

这就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古代专制制度的局限也具体看到了道德体系与法治国家的两种不同历史境界。

我当时还刚刚踏入历史领域，黄仁宇的这种横贯古今的历史视野使我豁然明白什么叫鉴往知今。

如果说，温故而知新对我并不陌生的话，我却是从此时起才明白温故也必须知新的道理。

黄仁宇后来在多种著述里都显示了他的不凡的历史眼界，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

尽管此书所采用的一种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现在看来不免牵强，但这却无损于当时黄著所带来的启迪。

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这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著名口号，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曾说&ldo;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do;所指的也是这种治史态度。

现在想来，黄著与我后来对法国年鉴学派着上了迷，也许不无关系。

年鉴学派向传统的&ldo;实证主义&rdo;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而我喜欢的两部法国史学著作正是出于年鉴学派的领军人布罗代尔之手。

一是其成名作《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和他的第二部鸿篇巨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在《地中海》一书中，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而成为他书中的历史的主人公，充满了生气和激情，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

而在后一部书中，他从前人&ldo;地理经济&rdo;的概念演绎出&ldo;经济世界&rdo;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和型构他的总体历史观。

读历史著作往往需要耐心，历史不是逻辑的思辨，但是，读布罗代尔的著作你可以感到其清晰的逻辑和细致而又宏阔的运思。

这里用得上所谓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意识和思想能力的&ldo;支援意识&rdo;的说法。

什么是&ldo;支援意识&rdo;？我的感觉是，当你读过一部书，你觉得积于心中的很多问题豁然化解，觉得思考和判断有了更多的底气，甚至在为人处世上也更多了一份信念，这就是所谓&ldo;支援意识&rdo;。

就我的感觉，历史书浩如烟海，但又不得不读，不读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面对人生，都将缺乏必要的历史厚度。

找准好的历史典籍来读，其实是一种捷径，因为读了以后你会受用无穷。

读布罗代尔，我就有这样的体验。

最后，我必须提及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也是我现在仍然不时翻阅的典籍是法国19世纪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

托克维尔留下了很多文字，但大部头的书就是两本：《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书在法国一直受到重视，他的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一问世就获得巨大成功。

但是，将托克维尔看作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同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齐名的思想巨匠则是迟至20世纪晚期的事。

得力于法国当代思想家阿隆等人的慧眼，当代学人不断从托克维尔的思想里发现光照后世的灵感。

他对民主作为现代社会运动方向的独到洞察，对平等‐‐他指的是&ldo;地位的平等&rdo;‐‐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的动力的敏锐把握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我喜欢托克维尔却是在其深刻和睿智之外，另有他因。

托克维尔是19世纪初带着法国的社会问题去美国考察的，这不免让我们这一代向西方求真理的学子感到某种亲近。

他对当时美国&ldo;新&rdo;社会的向往同我们这种游学之人的心境实有着相当的共通性。

同时，他从美国回国之后也有着强烈的&ldo;美为法用&rdo;的拳拳报效之心。

他的《革命》这本书的创意不是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而是看到了这场革命同法国专制旧制度的承继关系。

对我来说，他笔下的美国民主对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来说，自然有着重大参照意义，但是美国毕竟是新大陆，没有传统的纠缠；相反，法国的民主却是从强大的专制传统中开拓出来的，同我们的历史贴得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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