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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对此，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

他说：对待所谓&ldo;恶毒攻击&rdo;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

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

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ldo;禁区&rdo;；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

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ldo;禁区&rdo;……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ldo;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rdo;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维领域里无禁区并非自今日始。

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ldo;小红书&rdo;，神乎其神地大喊&ldo;突出政治&rdo;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ldo;他那种&lso;突出政治&rso;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rdo;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ldo;万岁、万岁、万万岁&rdo;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ldo;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rdo;&ldo;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

《百家姓》的第一句是&lso;赵钱孙李&rso;，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rdo;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他就说过：&ldo;我们为什么要喊&lso;毛主席万岁&rso;呢?人是不能活到一万岁的。

&rdo;&ldo;世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多少科学知识，对此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处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确的办法。

&rdo;

因此早在那个年代，这位平生博览群书、苦读强记的人，就号召青年团干部既要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世界名人传记等等，而不是专读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许多人还知道，耀邦的这种勇气与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才十一岁，就在学校里担任了少先队队长和宣传组长。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耀邦的家乡浏阳，并在文家市学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红军战士讲了话，说是&ldo;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

&rdo;当时十二岁的胡耀邦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兄杨勇，都爬到学校的围墙上，观看了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毛泽东的这番演讲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岁，个头儿又小，红军不肯带他走，不然他那会儿就成了红军了。

1929年冬天，刚满十四岁的胡耀邦就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历经了五次反&ldo;围剿&rdo;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到北京，在迭享胜利的欢乐中也累遭种种磨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境界。

他的每次讲话，嘴上说的，手上比划的，都体现着一种忠诚。

而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对党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始终不渝的忠诚更可宝贵的?

参加座谈会的很多同志觉得：只有经受过不少磨难而从不泯灭良知、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人，才会如此一直明辨善恶是非，忧世人之忧，急冤苦者之急。

因此耀邦在会议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时破难释疑的讲话，都使大家听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谈会的讨论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活跃。

几乎每天散了会，负责掌握会议的同志都将当天的会议进展和各种不同意见，连夜写成书面材料送给耀邦。

通常上午报去的材料，当天下午或至迟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复回来，并逐一签署了意见。

其中有过这样的批语：同意你们讨论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带回去供本地区、本部门党委参考，结论由党委做。

有时候他还进一步说：作为共产党人只能服从真理，实事求是，不应该让现代迷信和禁区继续存在。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

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ldo;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lso;一年&rso;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lso;度日如年&rso;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

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rdo;

几乎与此同步，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

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

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

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

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

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ldo;恶攻&rdo;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ldo;禁区&rdo;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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