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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2页）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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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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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汐集&iddot;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ldo;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

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rdo;，&ldo;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rdo;。

1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

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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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徐敏：《学者&iddot;诗人&iddot;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

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ldo;攘外必先安内&rdo;的鼓噪甚嚣尘上。

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

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

沫若巧妙地接过&ldo;读经&rdo;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ldo;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rdo;，但是&ldo;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rdo;。

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ldo;啼笑皆是&rdo;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ldo;左派&rdo;，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

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ldo;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rd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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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沸羹集&iddot;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为了&ldo;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rdo;，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ldo;与抗战无关&rdo;论的&ldo;清客&rdo;，将施蛰存归为指责&ldo;文学的贫困&rdo;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ldo;逆流&rdo;，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

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

1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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