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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2页）

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

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

假使文艺不想做&ldo;政治的奴婢&rdo;的话，那倒应该做&ldo;政治的主妇&rdo;，把政治领导起来。

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ldo;五四&rdo;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ldo;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rdo;，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

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

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

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

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

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

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ldo;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rdo;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

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ldo;先生何时赴京?&rdo;

&ldo;六日至十日之间。

&rdo;

&ldo;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rdo;

&ldo;将往上海。

两种都想进行。

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rdo;

&ldo;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rdo;

&ldo;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

无所闻。

&rdo;

&ldo;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rdo;

&ldo;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rdo;1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

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

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ldo;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rdo;，尤其是&ldo;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

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

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rd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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