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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第2页）

秦川先生所著《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近500页，48年至郭老逝世近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在书中不到100页，不及五分之一。

作为传记作者，秦川先生可能是有苦衷的。

谁不想为传主多说几句好话呢?但也不能编得太过分。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ldo;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

&rdo;而且&ldo;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rdo;。

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

作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

沈从文被界定为&ldo;桃红色文艺&rdo;的作家，&ldo;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rdo;。

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

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

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据凌宇所著《沈从文传》，陈賡曾请沈从文吃饭，并告诉他，过去把他当反动派对待，不是上面的示意，也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

沈从文听后显得更加无奈、惶恐和担忧。

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没有想到期的事情。

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文革结束二十几年了，对文革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的揭露已为数不少，但对文革产生的原因仍然没有系统的总结。

没有法制、权力缺乏监督、个人崇拜等等，都是主要原因，但是论者往往都往林彪、&ldo;四人帮&rdo;头上一推了事，既简单又安全，但是太不负责任了。

个人崇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人的缺点和弱点，林彪把毛泽东封为神是有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作为正直的政治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

可惜的是郭老没有能够坚持，而是加入了制造现代迷信的行列，误导人们更深地陷入个人崇拜和盲从的泥沟。

郭沫若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说：&ldo;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都成了诗词的顶峰。

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lso;黄粱&rso;写作&lso;黄梁&rso;，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

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

&lso;分田分地真忙&rso;下没有句点。

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

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lso;四个第一&rso;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rdo;（《红旗跃过汀江》）（以上转引自丁东先生的《盲从还是阿谀》）。

郭老是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出现了错别字、书法中出现了笔误看得明明白白。

但他不仅不指出，还要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ldo;四个第一&rdo;的政治高度，好比看到别人长了一块疮疤，硬要夸赞成艳若桃花，美如乳酪。

有人想以盲从来开脱郭老，显然是徒劳的。

盲从是水平问题，阿谀奉承则是道德问题了。

无论何时，阿谀都是不可取的。

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在走进盲从的误区时，对阿谀奉承也是鄙视的。

有为郭老辩护者痛击那些&ldo;骂&rdo;郭沫若的人是事后诸葛亮，当年都闭上了鸟嘴，也早请示，晚汇报，并未勇敢地站出来指陈。

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并差点将我们吓倒，好在我们还有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顾准等人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辩护。

在强权面前，马寅初以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正气，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人口理论，甘冒下地狱的危险。

梁漱溟置泰山压顶于不顾，当面指陈毛主席没有雅量，在争辩、抗击不起作用时，他选择了沉默。

同样选择沉默的还有陈寅恪先生，一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宁愿去考证《再生缘》、也不愿去参加大批判，哪像某些&ldo;书生&rdo;、&ldo;学者&rdo;将一生的学问用于歪曲历史、陷害他人。

顾准更是在准监狱生活条件下（劳动改造中）构筑他的&ldo;理想王国&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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