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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第1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

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

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

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

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ot;挂号退还&ot;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

谨如嘱&ot;挂号退还&ot;。

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ot;一个彻底的&39;辨证&39;唯物主义者。

&ot;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

这就是我所说的&ot;烧掉&ot;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ot;烧掉&ot;的意思，就是&ot;凤凰再生&ot;、&ot;新生&ot;的意思。

&ldo;文革&rdo;中的郭沫若

作者：阚民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ldo;文化大革命&rdo;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ldo;文化大革命&rdo;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嘲运动&rdo;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

一边，发动&ldo;革命&rdo;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

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ldo;反党反社会主义&rdo;，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

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ldo;退避三舍&rdo;。

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

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

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

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

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iddot;领袖颂》中的&ldo;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rdo;，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ldo;东方白&rdo;?用意何在?&ldo;国防文学&rdo;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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