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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种情绪长此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

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

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

十七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土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篡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

还有，在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

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1644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1918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1939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

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ldo;统一战线&rdo;不会破裂吗？国民党能否把自己队伍中的内奸的叛卖行为约束在一定限度内，使自己依然还可以维护一个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国政府的称号？

1《概览，1920‐1923年》，第456‐471页。

2见《概览，1931年》，第472‐505页；《概览》，1932年》，第515‐586页；《概览，1933年》，第484‐518页。

3见《概览，1938年》，i575‐582。

（二）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以及汪精卫背叛国民党

国共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内建立的，1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扩大作战范围的原因之一，但相反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度发动侵略，则肯定促成了中国这两派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

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政治家风度的杰出成就。

它使1927年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内战暂时停止，它使两个政权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成果，过去这两个政权既要互相厮打，又要对日本作战。

然而它毕竟主要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才结合起来的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两党对统一战线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伙伴，在它们的心底深处，国民党是否真会放弃无条件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又是否会放弃实质上的保持独立，不再继续在他们控制的中国领土以外争取追随者以加害于国民党，这都是令人怀疑的。

但在1939年春季，对中国来说，国共联盟的分裂危险，不如新近成为事实的国民党知名政客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事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党组织和国民政府内担任过好几种最高职位。

汪精卫的背叛，部分是由于他同蒋介石主席的个人对抗，部分则由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意见不同，在这方而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党内这一派的首领。

看来，汪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绝望，他和他的追随者已认为，立即按日本人的条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场在他们看来结局肯定并无二致的斗争拖延下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可以少一些。

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并不如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那么重视，那个集团在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逝世以后很快就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国内外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

汪精卫本人至少有勇气去干自己所深信的事情。

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同中国媾和的条件，1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从重庆取道印度支那而到达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就在那里同日本当局合作。

汪在这一公然叛国行动中并未携带他从前的追随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万人的号召力。

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

1939年3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2加以合并，由他出任主席。

1见《概览，1937年》，i154‐160。

1见《概览，1938年》，i497。

2同上书，i518；《概览，1937年》，i251，255。

（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

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

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

孙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

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家发展和控制关键性工业，并由国家监督经济领域中其他部门的私人企业。

孙逸仙并不是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鼓舞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采取的路线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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