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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堕民的婚姻，在同类人中选择配偶，繁衍出一代代堕民。

他们虽为平民婚姻服务，但不得与良民通婚。

在衣饰上，堕民有自己特有的装束。

男子戴狗头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许卷袖，穿蓝色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的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环，出门不论晴雨，必定携带长柄雨伞，而且要头朝地夹在腋下，大多缠足，小到二寸七分。

这群男女到了公共场合，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堕民。

堕民聚居，房屋矮小，在常熟被称为『贫巷』，宁波叫作『子巷』，座落在宁波城西和江东一带。

在交通上，堕民不许乘车马。

社交方面，堕民与良人相见，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行拱手礼，更不敢同坐，称呼有钱有势的老年男人为『老爷』，妇女为『太太』，青年的男女为『少爷』、『相公』、『奶奶』。

对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顾主，称做『某官』，也不敢直呼姓名，即对平民也毕恭毕敬，自身不敢居于平民地位。

堕民不能读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不了有功名的人。

清代雍正年间削除丐户贱籍，堕民要在改业之后的第四代，才可以读书进学，而且要亲属中也没有从事贱业的人。

明代皂隶形象堕民不能科举，意谓着失去做官的可能性。

明朝政府明确规定，堕民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

堕民有钱，也不得捐纳为官。

明代绍兴有个业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偷着捐赀为北通州的胥吏，还想凭借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为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乡发现了，告他是堕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旧当他的医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iddot;丐户》）。

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乡，就很难冒籍了。

说到底，统治者严禁堕民挤入上流社会。

总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间习惯的制约，堕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同倡优隶卒一样，是为平民所不齿的贱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是最受压迫的人。

在中国古代等级结构中，粗略分类的话，有皇室、贵族、官僚、绅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平民佃农）、奴仆和倡优隶卒各种贱民，堕民即属于贱民之中，它处于社会最低下的地位。

堕民的贱籍，经历几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许浙江堕民从良，八年（1730）准许常熟丐户出籍。

其内容与办法是：原来的丐户经过申请，由地方政府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丐户申请脱籍时，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司正当的职业，地方绅衿、恶势力不得逼迫他们重操旧业；丐户籍属改变之后，既属平民，就要向政府纳税当差。

用一句话说就是允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向政府纳税。

雍正朝除豁令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堕民当然愿意改业从良，但是没有经济条件改业，而『捕龟、卖饼、穿珠、作媒，俱系贫民糊口常业』（萧奭《永宪录》卷二下）。

他们不干这种事，只有失业，为了生存，还得从事被人歧视的旧业。

到了20世纪，绍兴人鲁迅仍看到堕民从事旧业，因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他们『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鲁迅全集》第5卷）。

在清朝，堕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很难改业从良的。

堕民的职业是社会需要的，特别为社会上层需要，后者要求他们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许他们改业。

由于随等级制度形成的等级观念，平民看不起他们，『羞与为伍』，即使从良了，也不把他们当良民看待，所以堕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纸法令之外，还必须与社会上守旧势力和等级观念作斗争，才可能得到实现。

事实是雍正除豁令之后，大量的堕民依然是丐籍，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仍然存在。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堕民解放运动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民众中逐渐有人深感压迫堕民的不合理。

如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

』（《鄞县通志&iddot;文献志》丁编《堕民脱籍始末记》）他联络一部分堕民同情者创办堕民学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获得清朝政府批准，该校毕业生具有与良人学校毕业生『一体给予出身』的权利（《清德宗实录》卷五三六）。

与此同时，两万多户堕民得以除籍。

但是堕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鲁迅说：『绍兴的堕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

』（《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又说：『记得民国革命以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

」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我谈『堕民』》）可见堕民的解放在民主革命中有前进，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贱民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堕民才真正获得新生。

堕民的解放，经历两百多年的历史，可见问题之难。

由堕民的社会生活，我们获知，在封建时代，等级的划分，不全是以经济作标准，而更在于一个人群的社会政治地位，它体现在政治权利方面，如读书、出仕、法律身份、社会礼仪等领域，衣饰、居住、交通等生活范畴，也同样体现人们的政治地位。

堕民这个群体就是从政治待遇到生活内容都贯穿贱民的内涵，成为一个等级，所以我们分析等级主要依据政治因素。

政治地位又同职业联系着，职业又与经济状况相一致，职业也是确定等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也说明经济状况与等级也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

因此考察等级问题时，对经济状况要摆到适当的地位，它不是基础，这同分析阶级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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