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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章（第1页）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

经戴笠请示蒋介石同意，周佛海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所属的伪军部队（其中主要是伪税警总团）全部交给戴笠点验接收，然后与军统局接收改编的任援道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所属伪军部队、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中美所控制的武装特务一起，改编为&ldo;交通警察总队&rdo;，总队长全部由军统特务担任，总队之上，设立&ldo;交通警察总局&rdo;，先后编成的交警总队达18个，教导总队4个。

并且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就人数、武器、装备而言，是忠救军完全不可比拟的。

这在戴笠的考虑，是在掌握武装实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而蒋介石考虑，则是逐步将这部分武装脱离戴笠控制，最后归入交通部或警察总署的前奏。

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

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示。

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ldo;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rdo;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

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军与汪伪海军的全部设施、装备、房屋及财产等物，并指示军统特务赵志禧先占领这些地方办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国民党海军部派人来抢。

戴笠趁机还把汪伪海军的一批&ldo;人材&rdo;

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

因此，在偌大的汪伪海军里，后来被逮捕作为汉奸处理的仅有3个人。

一是汪伪海军部长凌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关押，但审来审去不了了之；二是汪伪海军部次长、中央海军校长姜西园，据说因抗战前反对蒋介石，被戴笠以&ldo;通谋敌国&rdo;罪诱捕，后枪决；三是海军中将周光祖，因胜利后大肆劫收，与军统发生冲突，被戴下令逮捕，后枪决。

除以上3人外，其余的汪伪海军将领，均摇身一变，成为先遣人员而加以保留委用。

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以及汪伪76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

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敌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

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

当时，戴笠帮助邓葆光争取到了3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

这3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奉迎的&ldo;财神爷&rdo;，以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

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房产10000多幢。

其中日本的&ldo;寿公司&rdo;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

但据内情人说，1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9月14日，邓葆光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得大量黄金、白银和美金等。

而周佛海另有数百根大条黄金，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锁进了保险箱。

更有军统抢收的290根大条黄金，后来居然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

这段时间，除邓葆光外，军统特务毛森、刘方雄（军统上海站站长）、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条件，大肆接收，成为军统重要的接收集团。

有一个军统特务强占房产就达20多幢。

戴笠一次在杜美路70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出席会议500余人，特务们仅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4条马路，连戴笠闻此也大吃一惊。

军统局是战后名副其实的最大的&ldo;劫收&rdo;集团。

利用这次大接收的成果，邓葆光经戴笠批准，创办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搜集的各种图书有50万册之多，其&ldo;东方&rdo;家族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机构，完全是一座庞大的托拉斯垄断财团。

除了军统及国民党各派势力在上海利用接收机会大发横财外，另一个能在上海滩大发接收财的要算是杜月笙了。

杜月笙在抗战期间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到重庆，算是没有落水当汉奸，自认为在拥蒋和抗战方面是有大功的，希望蒋能给一个上海市长的职务，满足一下他的官欲。

岂知蒋不但很快发表钱大钧任上海市长，而且派一个自命为与帮会恶势力势不两立的宣铁吾到上海当警察局长，杜对蒋由失望而生憎恨之心。

戴对杜是很能够理解和体谅的。

他到上海后，很快就去看望杜月笙，不免劝慰疏导一番。

开导他与其当什么被人管束、终日里提心吊胆的特任官，不如在上海滩上当一个无忧无虑、超然洒脱的无冕之王。

戴笠这番出自肺腑的感慨之言，确对杜月笙多少有些触动和振奋。

也正是出于同情和安慰方面的原因，戴笠在主持接收期间，处处对杜月笙予以方便。

当时，凡被军统查封的逆产或逮捕的汉奸，很少有人敢去找戴笠说情。

但只要有杜月笙的电话或条子，戴笠总是网开一面，不使杜月笙失望。

但杜月笙也是聪明的，在这些问题上步步存谨慎之心，不使戴笠有反感之念。

比如，杜一向与王新衡私交极好，王被戴任命为上海办事处汉奸案件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因而王得以了解每一个汉奸案件的深浅和戴对这个汉奸的处置腹案。

大凡在汉奸或逆产家属找上门来，杜绝不贸然答应，而是先到王新衡处摸清戴笠的底牌，然后再酌情处置，有的放矢，鲜有不中。

这一时期，汉奸家属奔走杜门，络绎不绝，杜有应有不应，既搜刮了一笔横财，也没有使戴笠感到有为难之处。

杜于心安理得之中，倒也过得潇洒神气。

而戴笠则利用上海在各方面先行一步的做法，及时取得经验，通电全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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