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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第1页）

在蒋对军统组织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缩编的同时，军统内部也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进一步消耗了军统的实力。

特别是广东、湖南、浙江三大派别的斗争，把军统从此送上一蹶不振的道路。

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批广东籍、留苏及二厅工作出身的大特务。

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及留欧出身的大特务。

以毛人风为首的浙江派大特务。

三派之中，广东派职务最高，湖南派能力最强，浙江派人数最多。

就实力来说，本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湖南派略占优势。

但是三派斗争的结果，却是郑派、唐派先后被毛派打垮，保密局逐渐成为毛派的天下。

原因在于三派的首领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各有不同的打算。

从郑介民来说，一方面，他原先就本无在军统局与戴笠争雄的打算；另一方面，他只想以特工作为基地和本钱，向政府特任官或军队兵团级带兵主官方面发展，因此，他在军统内部根基不深，羽翼不丰。

所用的亲信除张炎元、王新衡、程一鸣等一些&ldo;十人团&rdo;中或留苏的老军统以外，其他人大都能力不强，资历很浅，人数也不多，难以形成声势。

就拿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纪勋、黄天迈来说，其职务相当于过去的主任秘书，郑介民并规定各处、室的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签署，郑的本意是通过张、黄等人能对内勤各处室加以控制。

但浙江派的中坚力量何芝园、叶翔之等人都是老资格的内勤大特务，在张纪勋当科长时，他们都当过张的处长、副处长，那里肯把这些靠着郑介民的&ldo;粗腿&rdo;窜上来的暴发户放在眼里，并且又有毛人凤在背后撑腰，也就毫无顾忌地向张、黄等人发难。

先是张无法工作，郑介民只好将其外调，将黄天迈从天津市外事站站长任上调来接任，也还是工作不下去。

郑介民走后，黄也只好卷铺盖走路。

找唐纵谋取内警总署外事处长一职，另由毛派的潘其武接任局办公室主任，才算摆平。

从唐纵来说，本可以利用&ldo;湖南派&rdo;左右军统局势，把军统的权力抓到自己手中。

加之唐纵在军统工作方针上与郑介民比较一致，都主张压缩编制、汰弱留强，唐纵如果与郑介民联手，打击毛派自是不成问题。

唐纵出身黄埔，因而在军统之外亦有相当的社会关系，这是毛人凤无法比拟的。

但是，唐纵多年在蒋介石身边处理特工机要，素来知道蒋对戴笠、徐恩曾等特工头目拉山头、结帮派，以谋求政治势力是不满意的。

并且，自蒋任命他为内政部次长兼全国警察总署长后，唐纵一方面已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也已知不便与军统内部的派别斗争介入太深，以免招蒋疑忌。

于是，唐纵很平静地退出了军统内部三大派别的角逐，一心去经营他的警察王国。

没有了唐纵，湖南派顿失重心，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很快分化瓦解，除一部分游离于各派之间、自称是中间派的大特务外，其余大都分别投靠粤、浙两派以自保。

比如李崇诗、张严佛加入广东派，周伟龙、沈醉则成为浙江派。

不久，因陆总调查室及南京办事处撤销，李人士被毛人凤送去美国留学特工，文强则成为杜聿明的高级幕僚，湖南派不复存在。

从毛人凤来说，他的出身、资历、学历、社会关系、工作能力等，都不如郑介民、唐纵，本不是郑、唐的对手。

但是，毛人凤的长处是有自知之明。

郑介民、唐纵抓特工，都只是想借此接近蒋介石，讨其欢心，然后当大官，发大财。

因而并不以当特务头子为终身职业。

从而在军统工作中也就没有长期打算。

唯有毛人凤，他深知自己的经历和学历，绝无当大官的可能，倒是死了一条心，把占据把持军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兢兢业业地钻营下去，而这一点很得蒋介石的欣赏，并有了培养毛人凤接任局长的意向。

毛人凤长期在军统负责内勤工作，对军统内部的情况十分熟悉，当然也了解所谓广东派、湖南派的种种致命弱点。

因此，在三派角逐中，毛人凤利用郑介民单纯抓黄埔军人、抓上层的弱点，拚命抓江山人、抓学生，抓基层实际工作，并积极填补唐纵退出角逐后湖南派形成的空白，因而势力大增。

特别是到了保

密局时期，黄埔出身的大特务大部分离开军统自谋发展去了，在保密局起骨干作用的大都是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特务。

毛人凤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人笼络在自己手中，无疑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这些人在浙江派的率领下，跟着毛人凤，形成一股雄厚的力量，不断向广东派&ldo;围剿&rdo;，直打得郑介民防不胜防。

以至连郑介民的老婆利用保密局公款吃珍珠粉都能很快传到蒋的耳中。

此时，蒋也认为郑介民不宜在保密局再干下去，而是利用他在北平工作期间与美国马歇尔、魏德迈将军形成的良好关系，出任国防部次长，专门与美国军方接洽，向美国乞求军援。

毛人凤顺利地接任保密局长，经过一番整顿，郑派、唐派纷纷不能立足，相继被赶了出去。

保密局开始形成毛派力量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

经过郑、唐、毛三派大战，毛人凤的少壮派虽然得势，但是军统的元气大伤，力量已经受到极度削弱，到解放战争末期，许多能力强、资历老、经验丰富的大特务们一方面有感于战争的失败，一方面因与毛派格格不入，从而纷纷自谋出路，形成一个新的叛逆&ldo;团体&rdo;之潮。

他们中有的与中共组织早有联系，全国解放时马上投奔共产党，如在上海创办东方经济研究所的邓葆光、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等；有的跟随国民党将领战场起义，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如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严佛、湖南省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等（刘人爵当时被毛人凤派特务暗杀）；有的因有进步表现而遭毛人凤疑忌，被密捕枪杀，如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周伟龙等；有的则脱离军统，另谋出路，如保密局情报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经商）、保密局东北区长文强等；更多的军统大特务则在解放战争中成了俘虏。

其中，比较著名的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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