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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但不幸的是洪承畴最终还是没能等到&ldo;计离贼党&rdo;从而可以&ldo;优加爵赏&rdo;的机会。

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得到了上映岗土目报告的李定国动向：&ldo;逆贼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赍伪敕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锡封伪晋王，即领贼众复图犯两粤等情，并抄录伪敕书到职。

职细释来文，似孙、李二逆又有复合之势。

&rdo;[268]对于孙、李矛盾这种有关&ldo;招抚机括&rdo;核心内容的情报，洪承畴是绝对重视的。

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错误的估计，给他致命一击，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导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事实上，当时孙、李不仅没有可能和好，矛盾的发展反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三个月后双方就在云南曲靖交水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是孙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

但洪承畴已经等不及到那一天了，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个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点‐‐极不坚定。

在洪氏眼里，整整四年以来，在孙、李有矛盾的情况下，他所指挥的清军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两人有和好的可能，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在他看来，南明武装简直就是一道无法打破的坚冰，在这道坚冰面前，他不禁心慌气短起来。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洪氏无疑是有才能的，他所制定的战略思想绝对正确，他的工作事实上也被证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独缺少成就一个成功军事家所必备的要素，这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标的定力。

正是这个弱点，使他在十六年前的辽宁松山前线，作为明军最高指挥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之后，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迈出了遭万人唾骂的可耻一步，投降当时的敌方后金政权；现在，历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却绝不可能，前进又毫无把握，与其冒险重蹈松山兵败的覆辙，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于是仅仅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两天之后，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

李光涛先生认为这是&ldo;避难&rdo;[270]，洵为至言。

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败，不仅乞命敌手绝无可能，清廷也岂能轻饶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双目几瞽之身，兢兢业业，讫讫矻矻，最终落得如此境地，何苦来着？洪承畴不禁悲从中来，&ldo;陡患危笃之疾&rdo;[271]，既是无可奈何的借口，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全身法宝，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这一刹那间崩溃了、消失殆尽，以绝望而避难，并非言过其实。

清廷随即批准洪氏解任[272]，并决定&ldo;经略员缺，相应不补&rdo;[273]。

因此，洪承畴建议将经略营制中八旗官员、甲兵、丁壮内年貌精壮、有能力买马备器者，听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和偏沅巡抚就近遇缺补用，其余人员&ldo;同职回京&rdo;，尽量使所属&ldo;各有着落&rdo;[274]。

这完全是交待后事的口吻，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十月。

满朝文武，甚至是顺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畴的绝望。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绝望并没有机会维持多久。

就在洪承畴上奏交待后事、清廷决定不设经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ldo;秦王已差官持书前往经略处&rdo;[275]，洪承畴没有收到来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孙可望这个救星，清廷更是无法得知南明内部的具体实情。

一个半月之后，孙可望的信使到达准备收拾行囊的洪氏军中[276]，清廷立即改变决定，洪氏&ldo;留原任管事&rdo;[277]，统领所属官兵，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前进，相机收取贵州。

虽然洪氏所坚持的进剿云贵的三个条件最终还是实现了，但历史似乎与他开了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仅仅相差三个月，本来可以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却禁不住来自各方的沉重压力，在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的阴影中递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胜利的桂冠再次与他失之交臂。

至此，对洪氏&ldo;争功&rdo;之说，我觉得也靠不住。

期待云贵内变，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专注之目标。

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个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预计的一样，根本不存在争功的嫌疑。

再说，他争到了什么？他可有资格争功？虽然孙可望一经投降，他立即病愈，表示要振励精神，勉图竭蹶，慎终如始，却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了。

清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分三路进攻云贵，洪氏只是其中的一路，尚且要与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协商[278]，地位陡然下降。

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再次乞病解任[279]，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还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只能以体力不支这种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许带着走狗良弓之悲，但绝对不敢表露。

分内之事还得勉力完成，如&ldo;为诸军任饷，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经手之责&rdo;[280]。

可以说，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内情。

对于洪承畴的乞请，清廷也没有加以挽留。

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达朝廷，仅仅一周之后的二十三日，清廷即&ldo;特准解任回京调理&rdo;[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这只能证明以往的信任有加，仅仅是一种权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权宜，并非真正信任无猜。

敕命以来一直如梗在喉，此时洪氏自寻阶梯，正中清廷下怀。

五省经略的赫赫威权，只是历史长河遇到坚强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转瞬即逝，从来就不能当作铁板钉钉的真实旧事重提，更不能成为洪氏争功的砝码。

顺治十六年之后洪氏地位的尴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他最终只能成为又老又废的闲人，凄凄惨惨死在北京，是心机过度还是被清廷无情抛弃？历史是残酷的，又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洪承畴个人天良是否存在关系不大，倒是与他关键时刻总是不够坚定的个性大有干系。

我们不可能重演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应该追求对历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实的解释。

当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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