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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

有问题。

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

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

更加有了信心。

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

那天很冷，刮着大风。

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fèng。

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当时我说：“您是见老。”

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fèng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

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fèng，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

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

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

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

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

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

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

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fèng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

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fèng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

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

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

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

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

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

，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

字样的那种。

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

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

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

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

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

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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