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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一般说来，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将在正常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之外，在人群之外默默地承受巨大的孤独。

当然，有必要补充说明，所谓&ot;在人群之外&ot;，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人群的要求。

相反，当事人可能还格外渴望，至少在最初是如此。

只是，进入的失败却使渴望变成了恐惧。

正如卡夫卡所说：&ot;这种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

&ot;《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49页。

失败导致恐惧，强化恐惧，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失败……到后来，对现实中任何有关人群的人和事，他们既缺乏进入的能力，又会表现出超常的阻抗，越是与人群相关越是如此。

例如，对现实中显赫的人与事，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疏离，甚至格外抵触。

他们多半会让自己保持在与现实伦理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生存状态。

他们进入的生活领域常常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

或者说，进入某种生存状态，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进入现实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而对他们却只意味着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的&ot;私人&ot;事件。

这样的人可能进入宗教领域，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世俗宗教团体的认同，甚至可能相反。

正如克尔恺郭尔，很少有人比他更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是，恐怕除了尼采，很少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批判世俗的基督教，乃至全面地否定丹麦国教会。

这样的人多半会进入艺术或哲学领域，但那并不意味着进入艺术圈子或学术团体；对他们而言，艺术或哲学不过意味着他们的&ot;私人宗教&ot;。

这样的人也会与常人一样进入爱情，只是，对一般人而言，进入爱情就意味着进入相应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但对他们而言，那只意味着进入神圣的或单纯的&ot;俩人世界&ot;。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都是这样，很少有人比他们对爱情更为炽热、执着或专注，但也很少有人比他们更害怕或敌视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们在订婚之前或之后会&ot;永远地三心二意&ot;，无休止地思考、权衡、彷徨、动摇、反悔、痛苦……而对婚礼他们格外恐惧和仇视，因为，那是对婚姻伦理－人际关系最后的正式认同。

总的说来，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类型注定要承受孤独，他们也可能因为无法承受孤独、不安和恐惧而被生活摧毁。

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利的条件，在他们身上却有可能转化成重要的因素。

有时，与生俱来的不幸在当事人身上砥砺出忍受孤独的超然意志，促使他完成天才的自我锤炼，使其有能量冲出一般的伦理关系、冲出人群、甚至冲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而在一种相对非伦理化的、相对纯粹的精神氛围中独自构建自己补偿性的、但是独特的&ot;神化工程&ot;，并有可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所谓&ot;绝对单数形式的&ot;、无法模仿的人格，成为生活中独一无二的&ot;那个个人&ot;，从而成就一个从破碎到完整的人生，赢得一场最为具体也最为博大的人道主义自救，同时也代表人类探索到存在深渊中和生存大地上的某些真理。

第四节　移情：破碎的英雄诗

对&ot;俄狄浦斯情结&ot;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ot;移情&ot;问题。

儿童与父母的同化，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

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ot;反判决&ot;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ot;暴君般的父亲&ot;，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

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和含糊，他还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包含着恬静、满意和嘉许：&ot;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

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

&ot;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明问题的例外：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的时候。

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

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吃罢午饭，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到乡下的避暑山庄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

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

《卡夫卡小说选》，第523页。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ot;剪不断，理还乱&ot;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

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的生存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

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

符号性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使人产生死亡恐惧。

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情问题作了杰出的表述。

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五、七章。

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必死性。

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

人只能竭力营造某种&ot;生死攸关的谎言&ot;，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

这&ot;生死攸关的谎言&ot;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格系统。

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

人是&ot;伦理的动物&ot;，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人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

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

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

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个体&ot;神化工程&ot;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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