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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

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

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

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

马可&iddot;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

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

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

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

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

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

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

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

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

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

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ldo;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lso;青山&rso;，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

&rdo;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ldo;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rdo;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

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iddot;布涉制造的天使。

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

正如马可&iddot;波罗所描述的：&ldo;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

&rdo;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ldo;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rdo;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

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

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

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

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

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

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

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

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

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

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

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

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

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

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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