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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1页）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穆斯林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

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

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iddot;白度西&iddot;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的道路&ldo;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rdo;。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

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穆斯林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

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

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

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

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

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

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

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王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

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

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

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

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

十三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

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

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蒙古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

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语源上看出来。

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ldo;sat&rdo;（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iddot;波罗就是从那里启航回国的。

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做&ldo;daasksilk&rdo;（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asc），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

马可&iddot;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osul，今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ldo;ol&rdo;，然后在英语中称为&ldo;l&rdo;。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

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

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

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

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

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

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

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

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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