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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国王和诸侯们对这种财产的转让也非常不满。

在那些封建领主的军队所支持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却养活着修道院中的神父和修女。

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支配的。

早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以前，诸侯和教皇之间就为&ldo;圣职任命权&rdo;，即谁来任命主教的问题而发生了斗争。

如果这个权力掌握在教皇手中而不是国王的手中，那么后者不但会失去对他的国民良心的控制，更失去了相当大的统治区域。

另外，神职人员还主张免除他们的税收，因为他们向罗马纳税。

不仅如此，教会还主张普通信徒除了缴纳给国家的税款外，还要收取他们的&ldo;十一税&rdo;。

11世纪，几乎每一个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呈现着同样的情形，即国王与教皇为了圣职任命权而彼此斗争，并且往往是教皇获胜。

教皇宣称他有权解除王侯的教籍，有权解除其臣民对他们的忠诚，有权承认继任者。

他声称有权对一个国家行使禁行圣事令，这样，除了洗礼、按手礼和忏悔礼外，几乎所有的宗教职能都将停止；牧师们不能执行日常的各种礼拜，不能主持婚礼和葬礼。

有了这两种武器，教皇才能在12世纪镇压大部分不服从的王侯，恐吓大部分动乱的民众。

这些是非同寻常的权力，只能用于特别的场合。

但教皇们滥用了它们，使其失去了作用。

在12世纪的后30年中，苏格兰、法兰西及英格兰都先后被行使了禁行圣事令。

而教皇们也难以克服向冒犯自己的王侯派遣十字军的诱惑‐‐直到十字军精神从此消失。

如果罗马教会仅仅与王侯作斗争，而注意保持对大众思想的控制，它可能会得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永久统治。

但是教皇的高贵权力，反映在牧师们的行动中，就是傲慢。

11世纪前，罗马的神父可以结婚，他们与周围的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他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

格列高里七世要求他们独身；他原是想要割裂神父与普通教民之间的过于亲密的联系以使他们更接近罗马，但事实上，他造成了教会与民众之间的隔阂。

教会有自己的法庭，不单是涉及到神父的案件，连涉及到修道士、学生、十字军人、寡妇、孤儿和无助者的案件，都要由宗教法庭审理。

同样，所有有关意志、婚姻、誓约等事件，以及巫术、邪说、渎神案件，也由它来审理。

当世俗人员发现他和神职人员发生了冲突时，他只能交由宗教法庭。

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义务都落在老百姓的身上，而神职人员却自由自在。

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世界中，嫉妒和憎恨会与日俱增。

罗马教会似乎从未意识到它的力量建立在公民的良心上。

它攻击人们的宗教热情，这本应该是他该联合的，它还用正统的教义压制那些诚恳的疑问和迷惑的见解。

当教会干涉道德问题时，民众会站在他一边，但当它干涉教义时，民众就不会这样做了。

在法兰西南部，沃尔多教导人们应该在生活和信仰上恢复耶稣的朴素，但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却因此召集十字军讨伐沃尔多的追随者‐‐沃尔多教派，企图用火、剑、污辱和最残忍的刑罚使之屈服。

后来圣&iddot;方济各（1181－1226）也教导人们以基督为榜样，过清贫和为人民服务的生活。

但他的追随者团体‐‐方济各会教徒，也被迫害、鞭笞、监禁和被迫解散。

1318年，有四个方济各派教徒被活活烧死。

另一方面，圣&iddot;多米尼克（1170－1221）建立的多明我会狂热的正统信仰秩序却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

在多明我会的帮助下，教皇设立了宗教裁判所，以迫害异教徒，禁锢人的自由思想。

这样，教会通过过度的索取，不正当的特权，和一种不合理的偏见，破坏了作为它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的普通民众的自由信仰。

教会势力的衰落，并非是由外来的劲敌造成的，而是它内部日益加剧的腐败导致的。

第33章　王侯们的反抗与教会的分裂

罗马教会在保证其在基督教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的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教皇的选举方式问题。

如果教皇确实要实现自己明显的野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唯一的统治和和平，那么拥有强大、稳定而持久的领导权就成为必需。

在有机会实现这一点的那些伟大的时代里，首要的事情在于：教皇在位期间应该是年轻力壮的；教皇应该选定自己的指定继承人，并能同他商讨教会的政策；选举的方式和程序应该是清楚、明确、固定且没有争议的。

但不幸的是这些条件一个都没有实现。

人们甚至不清楚谁在教皇选举中有选举权；也不知道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发言权。

那位伟大的教皇兼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即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为使选举正规化做了很多工作。

他将选举权局限于罗马的主教，同时把皇帝的权力缩小到只拥有教会让予他的形式上的批准权。

但是他没有选定自己的继承人，故意让主教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结果，有时教皇位置空缺竟能达到一年多。

直到16世纪，在整个教皇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稳定的制度的后果。

在很早以前，就出现过有争议的选举，同时有两三个人自称为教皇。

这时教会就不得不忍辱求助于皇帝或外部调停者来解决纷争。

同时，每个大教皇生涯的结束，都留下一大堆的疑问。

他死后，教会很可能没有领导者，群龙无首，毫无效率；或者教皇被他的老对手所取代，他们只热衷于不信任和取消原来教皇的工作；甚至有一些已经徘徊在坟墓边的老人来继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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