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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文人的口舌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

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此为自家换取衣食。

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

在游说得官的年代，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是得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

建言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立竿见影；其三是&ot;忽悠&ot;，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

这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说话，就有风险。

拍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马，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

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

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

朱温大怒：你们玩儿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

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龙须，龙颜大怒，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

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

少说话也还是得说话，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ot;模棱&ot;，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

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

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仍然比比皆是。

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接受不了。

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的官员，专职干这个。

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动静就特别大。

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

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

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ot;立皇帝&ot;，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

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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