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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难以令人信服。

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

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

&ot;民犹是也，国犹是也&ot;，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

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

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ot;举国一致拥戴&ot;，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ot;大太子&ot;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

袁世凯对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对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

像很多统治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

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

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只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

袁世凯如果不称帝，他们的反抗将被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ot;公理&ot;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ot;二陈汤&ot;（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有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

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

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

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民国的三个面相（2）

二、制度扞格

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

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

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这种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

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ot;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ot;（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

不见得这些军阀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

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

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

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

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

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

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

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

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得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

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

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报纸、抓人入狱。

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

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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