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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

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

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

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

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

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

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

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

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

俗话说：&ldo;这山望着那山高&rdo;。

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

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ldo;忘恩负义&rdo;的想法。

这想法太陈腐了。

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

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

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ldo;女皇&rdo;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

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

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

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

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

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

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

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ldo;反革命&rdo;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

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

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ldo;同志&rdo;‐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

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ldo;季羡林学&rdo;，那还值得。

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

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

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

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

我又有了幻想。

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

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

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ldo;敌人，反革命分子&rdo;，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

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ldo;我们还靠他吃饭哩!&rdo;‐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

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ldo;&lso;文化大革命&rso;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rdo;。

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

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ldo;文化大革命&rdo;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

那够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ldo;最高楼&rdo;（陈寅恪先生有诗曰：&ldo;看花愁近最高楼&rdo;）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

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

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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