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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

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

他提倡读经。

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ldo;大清国&rdo;，是一个顽固的遗老。

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

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

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

他对我的影响极大。

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

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ldo;亦简劲，亦畅达&rdo;。

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

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

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

这当然更出我意料。

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

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

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

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ldo;六连贯&rdo;，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第五部分第74节季羡林自传（2）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

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

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前两位是我的业师。

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

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

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

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

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

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ldo;全校之冠&rdo;。

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

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

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

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

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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