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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

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

二者都要经过考试。

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

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

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

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

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

平常日子，勉强nc043口。

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

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

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

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

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

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ot;驾&ot;教员的风气。

所谓&ot;驾&ot;，就是赶走。

我自己&ot;驾&ot;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ot;驾&ot;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

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ot;你敢请我，我就敢去!&ot;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

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

为什么这样一只&ot;肥&ot;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点的。

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

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

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

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

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

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

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

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

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

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

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

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

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

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

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

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

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

宋校长对别人说：&ot;羡林很安静!&ot;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ot;安静&ot;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

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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