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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2页）

我来投考的那一年，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

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

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

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

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

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

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

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

当时&ot;留学热&ot;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

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

&ot;吾从众&ot;，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

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

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

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

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ot;佛经翻译文学&ot;，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ot;文艺心理学&ot;，就是美学。

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

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

吴宓先生的两门课&ot;中西诗之比较&ot;和&ot;英国浪漫诗人&ot;，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

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

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

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

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

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

蒋介石在拼命&ot;安内&ot;，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

&ot;九一八&ot;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

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

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

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

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

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

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

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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