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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

今天的官员，可以因为几万元的好处，甚至仅仅几次&ldo;特殊消费&rdo;，大笔一挥，将千万的土地批给开发商。

同样，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

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

许多所谓&ldo;法所难宥&rdo;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

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ldo;免死牌&rdo;，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

反正大不了找和砷通融通融，罚钱了事。

正如尹壮图所说：&ldo;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rdo;

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

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刮。

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ldo;犯罪&rdo;来获取&ldo;议罪银&rdo;。

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

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五腐败集团化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ldo;低薪制&rdo;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

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

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

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

晚年乾隆精力不济、&ldo;多从宽厚&rdo;，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

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

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

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钱财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

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

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

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

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

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

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

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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