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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2001年2月14日，对我来说确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日子。

后来差点&ldo;要死&rdo;的厄运，就是从这天开始。

这天下午快下班时间，刘舒宁给我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神秘地对我说：&ldo;明达兄，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rdo;

我漫不经心地笑着回答：&ldo;这几年搞国有企业改革，得罪的人多了。

你怎会关心起这事来了？&rdo;

他说：&ldo;你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赶到明珠宾馆来，我在咖啡厅等你。

我晚上还有一个活动，半小时后不见，我就走人，到时别怪我。

&rdo;

刘舒宁是临江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6年前我在北京担任国家贸易部部长秘书时开始认识，逢年过节俩人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我于1997年1月，从北京调任总部位于临江市的中国华贸东南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后，同在一所城市工作，又意气相投，俩人联系更加密切。

这位在官场混了十几年的处长，精明中透着稳重，我与他相识6年，从未见他如此严肃‐‐尽管他电话中一副轻松的样子，但明显透着一种神秘的沉重语气。

别看他行政级别不高，但临江作为中国当年三大中央直辖市之一，而且一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在这样一个对全国政治与经济举足轻重的特大城市中枢要害部门工作，本身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与业务素质，绝对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混到这个职位的。

放了电话，我司机也未叫，立即下楼开车直奔明珠宾馆。

正是下班的交通高峰时间。

临江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尽管城市管理水平在中国首屈一指，城市道路每年都在拓宽和延伸，但仍远远赶不上汽车增长的速度。

4年前，我刚从北京调到这里时，习惯在北京笔直宽敞的大街上开车左冲右突、见fèng插针的我，很长时间才适应这里蜗牛似的开车速度。

这一次，我真的有些急了。

快到明珠宾馆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我塞上耳机，刘舒宁略带紧张而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ldo;我开着一辆尾号为0016的白牌军车停在门口路边，你不用下车，开车跟着我走。

&rdo;

我说：&ldo;好吧。

&rdo;

刘舒宁如此郑重其事，我越发有点焦急、紧张起来。

电话接完，拐过一个路口，远远看到明珠宾馆大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辆停在路边的白牌奥迪军车。

我闪了闪车子的大灯，又把手伸出窗外摇了摇。

刘舒宁发动车子，我一路跟去。

我心里有些好笑，感觉似乎自己变成了特工。

一路上，我脑子都在飞快的转动。

刘舒宁做事素来谨慎，定是听到了一些对我极为不利的消息。

对我来说，从决定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那一天起，针对我的匿名举报就没有断过，4年来上级纪委派人查了6次，公安上门查了两次。

我一向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查了这么多次我已经有些麻木了，没有感觉到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但似乎又隐隐有些不安。

十分钟后，两车一先一后停在临江九万人体育馆空旷的停车场内。

我停好车，注意到刘舒宁的车子并未熄火，也没有象往常那样下车热情寒暄，于是向他的车子走去。

我与他虽没有上下级关系，但因为我级别比他高，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舒宁一向恪守官场规矩，对我礼节周全的。

此时他的反常行为，再次让我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压力。

我拉开他的车门坐了进去。

未等我坐稳，刘舒宁对我说：&ldo;程总，我一向知道您麻烦不断，这次可能真的大麻烦来了，好象不是一般职工的匿名告状那样简单了。

你先看看这个。

&rdo;他递给我一个印有&ldo;临江市委办公厅&rdo;字样的大牛皮信袋。

我抽出信袋中的文件，看见一份滨海日报编发的《情况反映》内参，上面赫然印着一篇《华贸东南公司总经理程明达借改革之名卷走国有资产2亿元》文章。

随手一翻，这篇文章的篇幅居然占到这期内参的约四分之一版面，作者署名为本报记者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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