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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可是，土地是天然的，气候四时循环，规律所致，非人力所能驾驭，水性虽然无常，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人力的控制，化害为利，造福农业。

水乃农耕之命脉。

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

诚如魏特夫所言，治理水源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对中国文明的发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因而在古代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众多英雄中，汉民族倾向于崇拜治理洪水的英雄。

而这种特殊的英雄崇拜里蕴含着一种&ot;民本&ot;意识的原始雏型。

《史记夏本纪》就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治水的过程，透射出人们对治水英雄赫赫功劳的敬仰。

希腊位于地中海滨，境内多山，群山把各地域分成许多小块，内陆交通阻塞。

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境内谷地、平原又少，决定了希腊人无法以农耕为生。

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岛屿，利于海上贸易，因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业，从事对外贸易。

在希腊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生动地描绘了希腊人航海的情景。

在航海过程中，在与海上狂风恶浪的搏斗中，希腊人培养出个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

经商贸易则要求平等进行，但是强权制约下的贸易并不是交换，而是掠夺。

掠夺性的贸易往往激化为战争。

因此希腊人崇拜《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维持秩序的宙斯。

而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也滋长了希腊人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反映在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争观念。

源于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贸易业，西方人产生了&ot;功利主义&ot;战争观。

而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汉民族则明显倾向于以&ot;民本&ot;思想为核心的&ot;伦理主义&ot;战争观，其特点是把战争视为政治伦理和道德意识的特殊实践领域（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则属另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早期，商汤灭夏桀的&ot;鸣条之战&ot;是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它将原始的&ot;民本&ot;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ot;伦理主义&ot;战争观的最早雏型。

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

结果&ot;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ot;，给后人以极大震动。

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ot;暴其民甚&ot;以致&ot;身弑国亡&ot;是他们一致的共识。

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ot;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ot;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

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系的核心‐‐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

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想。

与此同时，&ot;民本&ot;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独特的&ot;伦理主义&ot;战争观。

&ot;牧野之战&ot;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验证和强化了&ot;鸣条之战&ot;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ot;民本&ot;思想在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

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

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ot;明德慎罚，用康保民&ot;，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ot;王道&ot;思想。

周代以后，以&ot;民本&ot;思想为核心的&ot;伦理主义&ot;战争观对历代王朝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易四处冒险。

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ot;功利主义&ot;战争观。

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ot;功利主义&ot;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西方以百战百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东方的汉民族文化中却以&ot;不战而屈人之兵&ot;为最高境界，即所谓&ot;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ot;虽然在古代西方的军事史上，在具体战争中有许多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例，但相比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不战而胜自觉地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一种军事理论加以高度重视，从而凝聚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争领域最耐人寻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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