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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到第十一王仲丁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诸子弟争立的&ot;九世之乱&ot;，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

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起兵扰商，商王朝出现混乱局面。

第二十五王盘庚继位后，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振兴商朝统治，迁都于殷，&ot;行汤之政&ot;，从此，商王朝政治走向稳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从此后又称为殷或殷商。

第二十三王武丁。

相传他少时曾生活在民间，了解&ot;稼穑之艰难&ot;即位后，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各方面发展起来。

当时商朝努力巩固和发展奴隶制，与周围日益强盛起来的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方国部落的冲突必然激烈。

其中地处西北，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常侵入殷之西北，掠夺庄稼、牲畜和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

有时分别出动，扫荡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使殷西北边境严重不安。

还有一些小方国也乘机时服时叛，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贡，甚至兴兵作乱。

因此，武丁伐迫连续多年四方用兵。

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征

代的对象包括上百个方国部落，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

其中以伐鬼方和方的战争最为重要与激烈。

鬼方大约在今陕北和内蒙一带，是诸部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支。

&ot;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ot;伐　　方的战争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甲骨卜辞分析此战发生在武丁后期。

甲骨文中有关　　方的占卜数量很多。

据考证，其活动地区约在今晋陕北部和内蒙河套地区。

方原臣服于殷，武丁时逐渐强大起来，雄据西北，成为一些游牧部落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羊方、　　方并联合土方屡屡进犯。

这种进犯虽一般规模不很大，却很频繁，不仅庄稼、人畜常被掳掠，而且往往造成边境地区的奴隶乘机逃亡或反抗，对殷构成很大威胁。

因此，武丁伐　　方战争历时长，费力大。

甲骨文中所载一次用兵一万三千人，就是伐方，这是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超过了对其它任何方国部落的用兵。

战争进程中，武丁始终十分重视敌情，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视　　方，还调集&ot;多仆&ot;和数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

对具体作战方案，更是进行细致筹划，如　　方军队出动，是否由殷王亲自率师迎击，其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军队如何部署，将领怎样委派等都要经过反复的占卜，说明武丁对方用兵始终持以慎重求必胜的方针。

这是武丁征伐　　方取胜的重要原因。

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多年，基本上解除了　　方对殷的威胁，到武丁子祖庚在位时，擒获了方首领，最终结束战争。

武丁对扰边的方国部落用兵作战，根据对作战对象取胜的难易程度，往往慎重选派军事统帅与将领。

　　方是殷长期的劲敌，因此，武丁每每亲率大军伐髳方，任用仓侯虎伐　　方，令妇好伐龙方，又征羌方，讨马方，克基方等等，互相密切有力配合。

其中妇好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她是武丁的王妃之一，或独立作战，或协同将领会战，长期协助武丁征伐、镇守在边地。

妇好墓中人殉和礼器很多，正是商王对她赫赫战功的褒奖。

武丁对秦岭以南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和淮水下游、山东沿海一带的夷方，也曾用过兵。

因为这些地区的方国部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对这些地方也有时诉诸武力，进行征服。

&ot;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ot;，就是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南征荆楚的战争，影响颇大，从此，商代对南方的统治力量，由沿长江一直深入到今湘赣一带。

武丁对四方的征伐战争解除了西北部的边患，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和影响，使商王朝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奴隶制强大国家。

武丁死后，其庙号冠以&ot;武&ot;字，被尊为&ot;高宗&ot;，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成为上古一代名君。

（3）征伐东夷与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相继在位。

这四王都喜用兵作战，讲究武功。

因此，前三王的庙号均冠以&ot;武&ot;字，如武乙称武祖乙，文丁称文武或文武丁，帝乙称文武帝或文武帝乙，即是明证。

纣因是亡国之君，故无庙号，他在位期间，经常发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伐东夷之战。

东夷历来与中原王朝（夏、商）有接触，武丁时更&ot;分迁淮、岱、渐居中士&ot;，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正面冲突，至商乙、帝辛（纣）时终于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争。

纣征东夷的起因，相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发兵讨伐。

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商直辖的本土上阶级矛盾已十分激烈，&ot;小民方兴，相为敌仇&ot;，纣为转移视线，发动了对东夷的大战。

纣伐东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确记载，但从俘虏了&ot;亿兆&ot;夷人的战果来看，规模是相当大的。

纣讨伐东夷这类战争，是企图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统治的战争，它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范围，加速各民族间的融合，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此战带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东夷人的财物、牲畜遭劫掠，纣对战争俘虏采取奴役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周围方国的对立和仇恨。

这与商汤伐夏桀全然不同，既反映商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也反映了商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朽，是纣在搞穷兵黩武，虽取胜但耗尽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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