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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第一部分黄土高原上的&ldo;红色掌柜&rdo;第4节妥善接收新解放的大工商业城市

在旧的生产秩序下，工人与职员长期积累起很深的矛盾。

日本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

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

要翻了身的工人，与职员团结起来搞好生产，这个问题政治上的敏感性，是任何人不能不考虑的，工作难度并不比提高工人待遇为小。

1948年初，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ldo;左&rdo;的错误，影响很大。

鹤岗发生的事并非个别现象，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也发生过。

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干部中对工人阶级观点和群众路线存在误解，普遍存在的轻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倾向。

现代企业的运转，并不像一些干部想像的那样，有人把机器开动起来就行了。

它需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职员，与工人有机组织起来，相互协同，才能顺利生产。

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组织和必要的生产秩序，影响生产。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以鹤岗煤矿这一错误为契机，着手检查了正确对待职员的工作。

通过检查分析，陈云认为，对待职员问题上，右的错误和&ldo;左&rdo;的错误都有。

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

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

&ldo;左&rdo;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

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ldo;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ldo;左&rdo;的错误，其中尤以&ldo;左&rdo;的错误为重。

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

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rdo;

为从政策上解决好职员问题，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决定。

7月9日东北局将决定草案发往中央，中央第二天就复电东北局，称&ldo;此决定甚好&rdo;。

8月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显然，陈云致力于解决工薪标准、处理工人与职员的矛盾，最终都落实到立足于生产，建立起正常的企业管理和经营秩序上来。

8月3日和4日，陈云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作《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

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陈云提出，管理工厂，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

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

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

用人也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术，按称职不称职，既要精干，又要合理。

为了把工厂办好，需要大家按章程办事，工厂中要有厂规，要有各种个人负责制度。

还要有检查，成品好坏，做工好坏，管理好坏，都要有检查，该赏就赏，该罚就罚。

不这样，就是鼓励坏作风，纵容落后，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陈云提醒大家，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

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过去关内的各个根据地都处于落后乡村，财经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而东北现代工业经济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

为了东北经济的早日恢复，争取企业正常运转固然重要，但宏观管理上的计划性更为重要。

随着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为各个国营企业（这里是指解放区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但就全体说来，在工业中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

陈云在从微观上考虑恢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也在积极考虑宏观上加强计划性的问题。

8月，陈云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订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1949年及1950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

为此，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

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在报告中，陈云还向中央表示，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

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

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ldo;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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