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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那场黑风暴整整刮了三天三夜，最后才没趣地停歇下来。

风一停歇，马上就闻到了血腥味。

乌斯满要给骑兵团一个下马威，趁风暴之时，残酷地屠杀了骑兵团在阿尔金山牧场里的少数民族牧工及其家属和孩子。

二十多人无一幸存，并抢走了所有的牛羊和马匹。

那天，我跟着通信员到牧场去，远远地看见牧场上空升起一股尘土，然后直往西南方向而去，我们觉得不对头，马上报告了团部，团里派出两个连的人马飞速赶到时，牧场已被洗劫一空。

尤为可恨的是，部队把死难者掩埋后，土匪们又把尸体挖出来，把耳朵割掉，眼睛剜掉，皮剥掉，再五花大绑挂起来，使死者备受凌辱。

再次把死者埋葬后，土匪又掘出尸体，大卸八块，分尸后甩得到处都是。

但土匪的作恶多端不会长久，1951年2月19日，在骑兵团及甘、青部队的围攻下，乌斯满被活捉。

是年4月29日，经过公审，乌斯满在迪化被判处死刑。

待其他残匪全部歼灭后，已一年过去了。

我这才随部队撤回若羌。

不久，骑兵团进行整编，说骑兵团没有女兵编制，我回到师部所在地焉耆。

我从南到北再次横穿罗布泊。

可回到师部才十天，一位参谋找我谈话。

他对我说，根据工作需要，骑兵团还需要女兵，你愿不愿意回到骑兵团?

在骑兵团待了一年多，我对那里已有了感情，虽然同意回去就意味着还将横穿罗布泊，还得走那可怕的险途，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再次爬上了军用卡车，再次在飞扬的尘土中穿越那荒凉恐怖之极的地区，想起自己在两年中三越罗布泊的情景，至今仍心有余悸‐‐

按说，有车不时地在焉耆和若羌之间跑，应该有一条路了。

但是没有，那路一跑出来，就被风抹去了，被沙埋住了，连工兵们做的标记，也会被风沙弄得无影无踪。

所以，我每次横穿罗布泊，都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险恶之地。

有人说路在脚下，而我们的路在车轮子，车轮所到的地方就是路。

坐的仍是道奇牌汽车，这些汽车使用到现在，早已破旧不堪，病入膏肓了。

一天要抛锚和修理十来回，这还算顺利的，所以一天最多能颠簸八九十公里路。

车一坏，心里就着急，可越着急越出事，那次刚过托尕木，车熄火了，一检查，油箱里的油不知啥时漏了。

没了油，车就成了废铁。

大家干巴巴地等了半天，没有来往的车，只好背着行李，徒步往若羌走。

哎呀，那个苦呀，可是吃够了。

走了没多远，就感到脚掌、脚心火辣辣地痛，接着就起水泡，淤血泡，一旦磨破，就跟针扎似的。

休息时，脱掉鞋子一看，那泡打得可真有水平，司机诙谐地叫它重叠泡、集团泡。

人家说这泡用马尾穿后，不伤脚，可那大漠戈壁的，哪里有马尾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到达若羌后，脚已不能沾地了，脱了鞋，就血糊糊的，可吓人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不久，团部移驻阿拉尔。

我尚未痊愈的双脚，又跨上了马背，踏上了翻越阿尔金山的天路。

1953年5月，团长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久荣，他就是那个在阿拉尔剿匪时把棉衣让给我的骑兵营长，我同意了。

当然，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会在这样苍莽、磅礴的山脉间产生。

我自来到新疆，就再没有回过湖南。

因为这里有我的爱，有我劳动的辛劳，有我的儿女，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了。

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1）

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新疆

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

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

但你去寻找她们时，已很难找到了。

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

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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