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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上述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

第二章在新世纪的光照里（5）

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

安阳殷墟所经历的近9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

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的保护。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殷墟前15次发掘的资料于1949年大都运到了台湾，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

后来在台湾的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从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

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

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

诚如李济所言：&ldo;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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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郑州商城的发现

同世界上许多伟大发现一样，郑州商城的最初发现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又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

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

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

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自幼对古器物颇感兴趣，早年曾作为一名技工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并随考古人员学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

抗战期间在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

他一度出任过河南省古迹研究会会员、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力和研究能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责，才使他下课之后，总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

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

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

想到这里，韩维周便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作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

当三人来到韩维周的住室时，只见满屋都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

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一时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

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们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

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先后派专家到郑州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的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

由此，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第二章在新世纪的光照里（6）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古知识学习之后，即到郑州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

在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的带领下，训练班学员以二里岗为重点，拉开了对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为配合郑州城市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河南省文管会于1953年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具体负责管理、组织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事宜。

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二里岗的商代陶器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

为了便于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有所区别，考古人员即把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以最早发现地与发掘地的二里岗命名为&ldo;郑州商代二里岗期&rdo;，并依据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又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即&ldo;商代二里岗期下层&rdo;和&ldo;商代二里岗期上层&rdo;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此后在全国各地商代考古学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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