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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公元723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ldo;劝农使&rdo;，执行所谓&ldo;括户政策&rdo;。

其原则是现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

登记之后免六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

这办法成功，&ldo;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rdo;。

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

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

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

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

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帝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不折不扣的施行。

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一大主因。

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的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

而赋税既增加，则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

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能手。

他在741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

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ldo;剥下益上&rdo;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

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738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

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有水渍伤破，不如&ldo;轻赉&rdo;，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

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

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

王拱于750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

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

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也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ldo;岁进钱巨万&rdo;，&ldo;供天子私帑&rdo;，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

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ldo;钱荒&rdo;，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

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

所以他们都要在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

宇文融即有十九个&ldo;劝农判官&rdo;巡行各地，韦坚的&ldo;纲典船夫&rdo;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ldo;采访使&rdo;&ldo;户口色役使&rdo;&ldo;和市和籴使&rdo;和&ldo;黜陟使&rdo;，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ldo;经济沙皇&rdo;（但是欧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

所以他衙门内&ldo;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rdo;。

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ldo;口蜜腹剑&rdo;，只是他作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

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

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趋势。

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

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之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

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

结果则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

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兄弟造反而赐死。

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