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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ldo;沙文主义&rdo;。

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

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

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

《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ldo;东夷之人&rdo;，文王是&ldo;西夷之人&rdo;，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

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ldo;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

&rdo;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

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

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

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消。

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小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

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

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

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

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

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

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

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ldo;汉化&rdo;。

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

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ldo;澶渊之盟&rdo;的一个题目。

我写的既为&ldo;大历史&rdo;，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

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ldo;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rdo;。

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ldo;言和即是汉奸&rdo;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

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

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

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

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1004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

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

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ldo;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rdo;。

双方又交换&ldo;誓书&rdo;，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ldo;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rdo;。

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ldo;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

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rdo;。

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ldo;大宋皇帝&rdo;，辽主耶律隆绪则为&ldo;大契丹皇帝&rdo;，不称辽。

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ldo;岁币&rdo;之滥觞，以后两宋之&ldo;积弱&rdo;，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

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

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1004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

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

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ldo;幽燕十六州&rdo;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ldo;关南&rdo;，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

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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