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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

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

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

因为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

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

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的。

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信任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范围在政府推动下不断扩大（它甚至毫不犹豫的延伸到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内卷化‐‐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交易效率急剧递减。

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为一种潜在但却相当关键的交易成本隐藏在交易活动中的。

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为提高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敌。

所谓市场的内卷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当由于信任匮乏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人们从交易行为获得的交易剩余（合作剩余）不断减少甚至为负的情形。

从个体经验的角度讲，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仍然被迫进行交易，（当人们无法不选择交易形式的时候，交易并不总是意味着自愿）但对市场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愤怒却在加速增长。

换言之，人们将开始逃避市场。

在这里，信任的崩溃可能是市场内卷的一个有用的先行指标。

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几乎任何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

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

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在我看来，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完全是在某些领域强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市场的内部却在加速溃烂。

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

然而，中国社会的这种情绪发展，丝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为不信任随时都可能转移到对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深刻怀疑，这当然包括官僚体系本身。

所有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恶性循环，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幸免于失效，而市场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货币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货膨胀的货币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场是好的，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市场是不值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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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健博士最后总结道：&ldo;当战争突然降临，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国家分崩离析，昔日貌似强大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早已因为失信于人民丧失了整合各种资源一致对外的能力。

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如此；八年抗战时期，国势如此；今天，我们也临同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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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玉碎？瓦全？（下）

&ldo;方博士，情况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政府在市场化方面尽管做得有些不尽人意，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让多数人受益了，也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否则你怎么解释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rdo;一个红光满面，形体富态的老者反驳道。

方健博士听了心中苦笑，目前国家已经破败如此不堪，这些人却仍旧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直言不讳：&ldo;以一种常规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

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

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

前些年关于&lso;中国世纪&rso;的夸张故事甚嚣尘上。

在这个故事中，中国被描绘成为一个即将崛起，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

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

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rdo;

&ldo;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

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

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

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lso;奇禀异赋&rso;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ldo;天然&rdo;，也不正常。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

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

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

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

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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