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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除了直接属于皇室贵族的官田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名义的官田。

民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在明朝初年，自耕农和小地主的数目比较多。

据《明史》载1，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官方统计全国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但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却只有四亿二千二百万亩，相隔一百一十年耕地统计数字少了一半。

万历六年（1578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核实全国田亩数为七亿零一百万亩，仍比洪武年间少一亿五千万亩。

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民田被占为官田和集中到官僚、豪绅、大地主手中的原故。

官方稽核田亩数量，用来作征税根据，对于官田固然没有查清的必要与可能，对于有权势的大地主所拥有土地的数量一般地也无法核实。

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

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

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

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

乾隆皇帝（1736-1795年）的宠臣和珅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2。

这固然是突出的例子，但各地方拥有数千亩、数万亩耕地的豪绅地主是不少的。

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ot;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ot;1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数土地的农民，租种皇帝、贵族、官僚和其他地主的土地。

在明、清两朝，农民交纳地租，多数采&ldo;分租&rdo;制，一般以收成一半或百分之六十计算，甚至多到百分之七、八十；也有采&ldo;定租&rdo;制的，地租数额虽然稍低于分租制，但不管遇到多大天灾，都要照额交纳。

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剥削农民，这种剥削，有时较重租更甚。

农民还有义务为封建国家和地主服劳役。

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改革赋税制度，实行&ot;一条鞭法&ot;，即把原来规定的地税、贡纳、徭役、人头税等都归入田赋里面，按亩征银。

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贫苦农民得到好处。

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田赋，还是取之于佃户。

而且有权势的大地主一般都有办法减轻以至逃避规定的田赋负担，而使负担&ot;飞洒&ot;到中小地主、小业主和自耕农的身上。

万历年间的&ot;一条鞭法&ot;事实上也没有能贯彻执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即明朝最后二十多年间又用各种名目增加了田赋以外的&ot;加派&ot;。

清朝一开始就宣布按照明朝万历的定额征收钱粮，废除明末的各种加派；并采取&ot;一条鞭法&ot;，免除徭役（对国家无偿劳动）。

这些做法虽然起了使农业经济恢复起来的作用，但主要还是有利于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大地主把负担&ldo;飞洒&rdo;给中小地主和小业主的情形在乾隆以后又渐渐盛行起来。

虽然在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国家的徭役，改为官方出钱雇人去当差，但是被迫当差的贫苦农民，实际上拿不到应有的报酬，仍然是无偿劳动的性质。

广大贫苦农民，对于地主，对于地主阶级的国家，处于受着沉重压迫的农奴地位。

除了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以外，各地的官员和豪绅地主还以各种名义抽捐征税，所有捐税负担，归根结蒂，都是加在农民的身上。

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终岁勤劳，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在自己耕作的小块土地上反复地进行着简单的再生产。

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年）统计全国耕地面积，包括民田、官田，共为八亿零八百多万亩，还比明朝初年的田亩总数少。

这些数字固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是也可以表明，明、清两代封建的农业经济总的说来处于衰落状态中。

经过明末清初战乱的破坏后，农业生产虽然逐渐恢复起来，但是始终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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