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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第1页）

太平军和同时的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以及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几乎遍及全国各省。

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使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太平军在最后几年中与敌人搏斗最激烈的苏、浙、皖三省的情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

所以，当时已有并不是站在同情农民革命立场的江苏人痛骂曾国藩，&ldo;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rdo;4。

在湘军攻破南京后三十年，湖南人谭嗣同叙述他在南京的见闻说：&ldo;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

……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

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rdo;1

战争和官军的屠杀使人口大量减少，这种情形在苏、浙、皖三省是很突出的。

例如江苏省的吴江县战前（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有五十七万多人，而战后（同治三年，1864年）人口只有二十万挂零；浙江的嘉兴县战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近五十二万人，战后（同治二年，1863年）只剩下十五万八千多人2。

在这些地区，战后若干年间，许多耕地成了无主的荒地，有些流亡地主回来，找不到佃户为其耕种。

清朝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设法招民垦荒。

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个上谕中说，对于垦荒的农民应&ot;缓其通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ot;3。

有些地主为了招待佃户，先付一点开荒费用给佃户。

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还流行所谓&ot;田底&ot;&ot;田面&ot;分别归地主与佃户所有的办法。

当时，在那些已经抛荒的田地上，有许多外省的&ldo;客民&rdo;前来垦荒（例如，江苏、浙江就有不少来自湖南、湖北的垦荒客民）。

官方虽然口头上承认荒地垦熟后归垦荒者所有，但是事实上&ldo;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经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

&rdo;4有财有势的人乘机霸占土地，垦荒的农民只能成为受他们剥削的佃户。

即使垦荒农民真的成了他们所垦熟的一小块土地的主人（这些穷苦的农民没有财力从事较大面积的垦荒），他们也必须直接忍受向官府完粮纳税的无尽的负担。

至于地主为招徕佃户来垦荒而给与的一点&ldo;恩惠&rdo;，总是在田地垦熟后，用提高地租来加倍地收回。

所谓&ldo;田底&rdo;&ldo;田面&rdo;之分，名义上是使佃农成为他们以辛勤劳动垦熟了的土地的半个主人，实际上却是束缚佃农的一种手段。

苏州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在光绪十年（1884年）所写的书中说，佃农如果&ot;无田面为之系累&ot;，他就可能因不堪忍受地主的过分剥削而另找主人，所以地主们&ot;皆以田连底面者为滑田，鄙弃不取&ot;，宁愿只要&ot;田底&ot;，而&ot;以田面听佃者自有之&ot;。

在佃户把&ot;田面&ot;看成是自己所有的&ot;恒产&ot;的情况下，&ot;虽厚其租额，高其折价，迫其限日，酷烈其折辱敲吸之端&ot;，就是说，听凭地主怎样加强剥削，佃户也&ot;不能舍而之他&ot;了1。

各地的地主阶级，用各种不同形式加重了对农民的地租剥削。

有的是增加了押租（即佃户在承租地主土地时所付的一笔押金），有的是要农民按谷价交钱，而在收租时高估谷价。

地主们，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官府的威力催逼佃户交租。

例如，光绪二年（1876年）的报纸上这样记载说：&ot;苏之业田者（即地主），遇有佃户欠租，无不送官追比，击其臀复枷其颈，或三日一比，或五日一比。

比时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业田者之所欲。

每至冬间，三县头门左右缧絏而荷枷者以数百计。

&ot;2这说的是苏州三县（当时苏州城分属长洲、吴县、元和三县），全国其他地方也是相似的情形。

经过十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各个地区，尤其是在动乱较大的地区，发生了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现象。

有些原来的大地主没落了，有些中小地主破产了。

而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来了一批新的权贵，他们依靠兵权和官权成为巨富，用收买和巧取豪夺的方法兼并土地。

湘军、淮军的将领们和参加反革命战争的其他将领们都在他们的本乡或别的地方成了大地主。

湖南湘乡的曾国藩家早已成了大地主，单是曾国荃就拥有耕地六千亩。

安徽合肥李家（李鸿章兄弟共六人）土地更多，集中在他们手里的耕地达六十万亩之多。

河南项城的袁甲三（曾负责剿捻的军阀，袁世凯是他的侄孙），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

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二三十年中，由于军阀、官僚以及大商人兼并土地，许多小自耕农以至中小地主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和贫民。

清朝政府在太平大国战争后，对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曾宣布减收田赋。

这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照旧足额地征收田赋，同时这又是在大乱之后团结和安定地主阶级的一种措施。

地主们丝毫不因为当年的国赋有所减轻而对农民少收一点租。

所以当时人说：&ldo;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

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rdo;1。

真正受惠的只是豪绅、大地主，他们&ldo;每遇开征（开征漕粮），随意封送银两，谓本年之所应完，就此了结，余欠概置不理&rdo;2，甚至还有根本抗不交纳的。

地方官不敢&ldo;得罪于巨室&rdo;，对他们无可奈何。

这样，国赋的负担势必重重地加在辛苦劳动的农民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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