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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2页）

这两种俗文学大概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

佛教经典中如《佛所行赞》《佛本行经》一类的文学，洋洋数万言，纯为一种叙事诗。

所以我疑心《孝子董永》、《季布歌》是从《佛所行赞》一类佛教文学蜕演而出。

并且我以为《孝子董永》乃是摹仿竺法护所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而作，二十四孝人各一篇。

《孝子董永》中有&ot;阿耨池边澡浴去，先于树下隐潜藏&ot;二句，阿耨达池是佛经中常见的名辞，两者的消息于此可见。

至于俗文变文之类大约摹仿佛经的体裁，散文即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

《佛所行赞》这一类文学在印度是很盛行的，义净《南海寄归传》卷四《赞咏之礼》一节中曾说及马鸣（asvaghosha）道：

尊者马鸣亦造歌辞及《庄严论》（s?觠tr?覾lak?覾r?覾stra）。

并作《佛本行诗》（buddhakaritak?覾vya），大本若译有十余卷。

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佛法，并缉为诗。

五天南海无不讽诵。

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

而戒日王（s?觘l?覾ditya）极好文笔，下令征集释迦本生诗赞，总集得五百夹。

这也可见印度当时搬演佛经颂扬大德的赞咏体文学盛行之一斑了。

六朝时此类文学流入中国，乃有《本行经》一类的翻译，后来竟有唐代俗文变文等有韵与韵散相兼的俗文学出现于世，其间脉络渊源甚属分明。

至于敦煌俗文学发达的程序，大约先有《维摩诘经唱文》等等带宗教性的东西，然后有《孝子董永》、《季布歌》之类的世俗文学。

我可以举一个旁证。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就现存的文献同遗物看来都先起于寺院。

佛教像印由印度传入中国，于是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1敦煌发见的有千体折佛，也是用像印印的。

由像印进而为单片的发愿文以及最普通的经典如《金刚经》之类，然后民间为所影响，始有历日书小学字书出现。

先有带宣传性质和祈求福利的印刷品，于是始由此一转而入于实用；俗文之类的俗文学其发达的程序，大约不外乎此。

还有一个问题，敦煌发见的这些俗文学，到底是本地所有，还是受有外来的影响？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大概地说一句：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大约受有其他地方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处便是四川。

巴黎藏广政十年（公元九四七年）写本《维摩诘经唱文》第二十卷，原书于西川之静真禅院传到敦煌的应明寺。

可见唱文之类西川即已有之，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有自外间，尤其是四川传来的。

《敦煌零拾》中又收有《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王静安先生曾谓其中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又多见于《花间》《尊前》诸集。

今按欧阳炯《花间集&iddot;序》有云，&ot;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

&ot;敦煌的《云谣集杂曲子》大约就是欧阳炯所说的了。

这都足以证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是受有外来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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